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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世涛    文章来源:http://www.jianzi103.com/flash/yinle/2011-07-02/1004.html    点击数:1522    更新时间:201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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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边疆农场志(1949-1984)

时间:2011-07-02 22:23:21  来源:docin.com  作者:红色边疆农场志编审委员会

    序 言 

    红色边疆农场地处祖国北陲,是黑河地区最早建立的农场,它的开发建设,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与巩固建设边疆紧密相关。在解放战争中,为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支援解放全中国,1949年初,爱辉县政府创办了大五家于农场,至今已40年。在这40年中,农场为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广大职工群众创造了红色边疆农场的历史。农场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复转军人、下乡青年、知识分子及所有拓荒者的汗水,也凝结着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的心血。壮丽的40年农垦斗争历史,铸就了农场职工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继承、发扬和光大。

    红色边疆农场有着广阔的地域,丰富的资源。这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是富饶的鱼米之乡,这里草原辽阔,江河纵横,森林密布,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多种经营的条件:这里虽地处边陲,但交通方便,北连欧亚,有着优越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地理条件。40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尊重规律,扬长避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独特的优势。全面改革,又为农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使红色边疆农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红色边疆农场志》编纂完成。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记录了农场36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红色边疆农场的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为人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进一步搞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红色边疆农场志》的出版,是农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这部志书还有这样那样一些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现实利用价值的资料文献,也是一部对农场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时代在前进,农场在发展。回顾艰苦创业的历程,使我们充满着对拓荒者奉献精神的由衷钦佩,展望农场美好的未来,更使我们树立起把农场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壮志。

                                         关仲汉

                                       一九八八年十月

 

第二编 建置沿革 

第一章 建置前 

第一节 清朝时期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沙俄武装侵略者窜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窃据雅克萨等城屯,残害当地居民,迫使我黑龙江中上游流域的达斡尔等各族人民迁到嫩江之滨。

    为了抗击沙俄的侵略,收复失去的城屯,清政府决定出兵黑龙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置了黑龙江将军和爱辉副都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宁古塔兵、吉林兵两千人在爱辉(江东旧爱辉)筑城、屯田。农场内的大五家子屯、蓝旗沟屯即是这时期屯田戍边所建。场区内,清朝康熙末年即有人从事垦荒。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占江东六十四屯时,江北因战事“跑反”到嫩江的居民,有一些难民因江东已无家可归,就在农场的下马厂屯落户种地,清末时,农场这一带垦荒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了。以后,又有直、鲁各省人陆续移居此地,垦荒又有所发展。

第二节 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1914年)黑龙江省设立清丈招垦总局。全省设12个区,每个区设清丈招垦分局。爱辉属第十二区。在爱辉县境内,因“毗邻俄境,天气严寒,故持开放主义”。未放之荒,均准垦户自由采占。这个时期,由于政府鼓励开荒,耕地增加较多。同年,现场区内有8个自然屯,291户。仅大五家子和下马厂两屯就有1781垧熟地。到民国八年(1919年)9个自然电,376户,耕地已达2499垧。
 

第三节 沦陷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为了加强对我国的侵略和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以及对苏作战的需要,把向我国东北移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移民地区划为一、二、三线三个地带,爱辉一带属于“开拓第一线地带”。康德八年(1941年),日本义勇队开拓团移入潮水(全称:潮水开拓义勇队训练所),有34名训练生,16名职员,种地30多垧。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撤走。同期,三分场46队一带电移进日本开拓团,分条开垦耕地,1945年溃散。 

第二章 建置后 

第一节 大五家子农场

    1949年3月,爱辉县人民政府秘书科科长李伯言(后任爱辉县县长)为办机关农场,派县农业科科员徐希成带领县公安大队关士林等6名战士到大五家子区大芬堆屯西北(现1队处)采点建场。当年开荒种地约30垧,主要种植糜子,用以补给县政府的粮食不足,减轻人民负担。农场称“大五家子农场”,受爱辉县人民政府领导。场部设于现1队处。 

第二节 黑河机械农场

    1953年3月,黑河专员公署接收农场,改为黑河机械农场。是黑河地区最早建立的机械农场。从1954年春开始,黑河专署陆续派干部、调工人到农场,加强农场的经营。1955年,黑河专署派吴瑞祥任场长。1956年春,开始组建生产队。 

第三节 红色边疆农场

    1957年1月30日,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黑国字第95号文《黑龙江人民委员会关于国营红色边疆农场与国营北方畜牧农场领导关系的通知》,通知说“原地方国营黑河机械农场……已于本年一月一日改建为国营红色边疆农场。但由于距离较远,交通不便等情况,确定该两场的行政领导,仍由黑河专署负责,省国营农场管理厅作业务指导,基本建设与流动资金由省国营农场管理厅统一安排划拨或银行贷款,财务关系与场长级人事变动以及长远、年度计划安排由省国营农场管理厅管理与审批。”自1957年1月1日至1958年10月,红色边疆农场受双重领导。建第三生产队后,农场实行场部、生产队两级管理。 

第四节 红色边疆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5日,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大五家于满族乡的幸福、远大、开发3个高级社并入红色边疆农场,大五家子满族乡也与农场场部合署办公,合并组成红色边疆人民公社,实行场社一体制。公社辖8个生产队,受省农垦厅和黑河专署双重领导。红色边疆人民公社领导机关行使企业管理和地方行政管理两个职权,公社领导人既是农场场长又是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8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和黑河专署将农场下放爱辉县领导。 

第五节 红色边疆农场

    1959年8月,取消红色边疆人民公社,改称红色边疆农场。同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将农场收回农垦厅管理。

    1963年末,黑龙江省农垦厅的派出机构黑河农垦局成立,农场划归黑河农垦局领导。

    1966年3月,农场接收大批转业官兵,在潮水一带建了8、9两个生产队。12月,原黑河农垦局改建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农建师,红色边疆农场隶属农建师,编为红色边疆团。同期,孙吴县的沿江农场和星火农场分别组建为一师独立三营和独立四营。 

第六节 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

    1968年12月13日,根据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98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红色边疆农场召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成立大会。会议撤消原农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团部设在小五家子原场部。团部设团长、政委,下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分别由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后勤处长领导,均分别由现役军人任职。团下辖农业连,把原农场的队、厂按部队序列编以部队番号。生产队改称为“连”。

    1969年春,建立营级机构。划全团为6个营。以后,营的建制几经变动,至1973年春,稳定为4个营。52个连队。

    1970年春,地处孙吴县沿江乡的原农建一师独立三营并入三团,编为第三营。1972年3月,地处孙吴辰清的农建一师独立四营(曾被编为一师64团)也并入三团,编为第四营。

    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时期,营级单位最多时达到8个,连队到过57个。

    从组建三团到1984年,实行团(场)、营(分场)、连(生产队)三级核算。 

第七节 红色边疆农场

    1976年,撤消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红色边疆农场历经十年动荡后,恢复农场建制,隶属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1984年,农场设场长1人,副场长1人。实行总农艺师、机务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制。总场机关设经理办公室、总农艺师办公室、机务总工程师办公室、总会计师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卫生防疫中心、文教科。还设公安分局、人民法庭。

    1980年3月,北安农场管理局决定将四分场(辰清)划归五大连池农场。到1984年底,农场辖3个分场,基层单位有21个生产队,4个林场,8个生产队级副业、建筑业单位。 

第三章 总场、分场 

第一节 总场

    一、概况

    红色边疆农场总场部位于黑河市境内的大五家于屯西部。东距黑龙江1700多米,西距北黑公路潮水站13.5公里。

    总场部东接一分场部,南与10队接壤,西部与5队毗邻,北隔大阳河与实验站为邻。总场部是新建的场部,原没在孙吴镇内。因远离耕地中心,不便指挥生产,北安农场管理局决定总场搬迁。从1979年开始建房,到1984年上半年,大体完工,下半年,总场机关搬迁。这里原是一片废弃的耕地,现在建起了1万多平方米的住宅和办公室,与东部的一分场连成一片。总场占地0.17平方公里,人口550人。

    总场部是农场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总场部境内有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商业饮食服务行业中有物资供应站、机关招待所,国营商店、国营饭店、个体饭店和食杂店。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广播站、电影院、场直小学和学前班、总场卫生所。工业有粮油加工厂、农机修造厂。还有驻场机构黑河市大五家子林业站、孙吴县农业银行大五家子营业所和黑河市武警大队大五家子小分队。

    总场部街道纵横,井然有序。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方便。每天有农场客车通过潮水,沿北黑公路往返于孙吴之间,单程67公里。黑河市运输公司的客车每日往返一次,单程75公里。

    总场撤离孙吴县时,在孙吴镇设有留守处。在孙吴镇兴华村(原名三里丁)建有一个林业苗圃。

    随着生产的发展,新建的总场部还在扩建中。

    二、场部的6次搬迁

    建场以后,场部曾多次搬迁。1949年建场时,只有1个生产点,生产点就是场部,在现1队处。随着农场向南扩建,1955年,迁往小五家子屯。1957年,又迁往小五家子屯西山新建的第三生产队。1958年场社合并后,土地面积大量增加,场区扩大,地处农场边缘的场部已不便于指挥生产。农场便于1962年在水陆交通比较方便的小五家子屯首次盖了一栋砖房场部,并于当年搬迁。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的1969年秋,因战备,三团团部迁到距边境15公里的潮水。位于孙吴县境内的三分场和四分场先后并入农场后,1972年,三团团部又迁往孙吴镇,位置在孙吴镇东南利民大街北侧,建设路西侧。1984年,从孙吴镇迁到大五家子。 

第二节 分场

    红色边疆农场总场辖3个互不连接的分场。

    一、一分场

    位于黑河市境内。东濒黑龙江,南至黑河市南端的三架山,西至北黑公路西侧,北与西岗子乡的富拉尔基生产队搭界。面积451.5平方公里。1984年辖11个农业生产队,1300名职工。耕地169811亩。场部设在大五家子屯。

    总场部在一分场界内。

    一分场所辖区域,是1968年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前原红色边疆农场的辖区。有6个原自然屯:

大五家子(7队)、小五家子(实验站)、下马厂(8、9队)鄄民新村(11队)、蓝旗沟(5队)、潮水(4队)。建场后新建的村屯5个:1队、2队、3队(又称二十八连)、6队、10队。

    场域内,有国营商店7处,个体食杂店和加工店铺20个,职业高中1所,初中2所,小学8所。还有总场直属单位汽车队、场职工医院、农业实验站、砖厂、船队、基建队、水利队、粮油加工厂、农机修配厂,一分场的一林场。黑河市邮电局潮水营业所1984年搬至场部新区,更名为大五家子邮政所。

    分场的1、7、8、9队和实验站分布在黑龙江沿岸,其它几个生产队也多在沿江平原区。一分场是农场的粮豆主产区。

    1984年10月撤消一分场建制。

    二、二分场

    位于孙吴县境孙吴镇北部的额雨尔河与卧牛河汇流处的二龙河口一带,俗称“大河口”。北距场部34公里。面积约75.4平方公里。分场辖23、24、25三个生产队和1个林场。1984年,全场人口889人,职工288人。耕地27769亩。

二分场建于兵团时期的1969年。

分场部设在大河口桥南的24队,位于分场中心。分场部有两条主要街道。分场机关、公安派出所、变电所、分场商店、分场中学、小学设在这里。

    北黑公路从南到北贯穿全场,南来北往交通极为方便。

    1984年,二分场进行了经营体制改革,分场改建成大河口农林副渔业公司,原3个生产队改成作业区。

    三、三分场

    位于孙吴县东部的沿江乡境内,西神山东坡,距离场部经孙吴镇140公里,走黑逊公路35公里。面积114.1平方公里。分场辖41、42、43、44、45、46六个生产队和1个工副业队、一个林场。1984年耕地70780亩。全场人口2551人,职工848亩。基层生产单位概况(1984)(25页附1)三分场是1970年并入农场的。它的前身是沿江农场,1966年组建黑河农建师时编为独立三营。兵团组建时为独立三营,1970年并入三团为三营。1978年,改为三分场。

    分场部设在分场中心区。沦陷时期,场部所在地是日本关东军的前哨阵地,称神武屯。现在人们因这里原来有栋日本侵略军抛弃的楼房,称这里为大楼。孙(吴)四(季屯)公路从场部南自西向东穿过。场部有分场机关、商店、公安派出所、分场中学、工副业生产队。全分场有7所小学。分场有5个生产队的耕地与农业社的耕地“插花”。

    兴华村(三里丁)位于孙吴镇北5公里处,独立于分场之外,直属总场。此处建了1个中心苗圃。三里丁4.1平方公里,人口137人,耕地640亩。 

第三编 建场史略 

第一章 艰苦创业时期(1949——1957) 

第一节 踩点开荒

    1949年,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爱辉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于1948年初也已胜利完成,全县正进行着胜利后的经济建设。但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仍处在困难时期。年初,刚刚与黑河地区专员公署分开办公的爱辉县政府,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解决县政府粮食和副食不足的困难,决定由县政府秘书科负责,创办机关农场,开荒种地,生产粮食。   

    1月,爱辉县政府秘书科长李伯言带人到大五家子区的大芬堆一带踏查,发现大芬堆屯西北约2公里处有大片撂荒地,就决定在这里建场。李伯言回黑河后,由县财粮科拨款,买车买马,置农具。3月,春节刚过,由县农业科科员徐希成带领县公安大队关土林、赵永昌、李洪臣、韩庆山等6名战士,顶严寒、踏冰雪,搭乘花轱辘马车,到了大芬堆屯。

    这支垦荒队伍暂时借住在大芬堆屯达斡尔族人吴文明家里。这年春,他们进山砍伐树木,备料建房,又走村串屯购买农具。春耕前,已经置备了20几匹马,1辆胶轮车,几辆木轮车,4台俄式铁犁,2台马拉摇臂收割机。5月,他们试犁开荒,边开荒边播种,种了30来垧小麦、糜子。同时,又抽出人力建房。到8月,在现1队盖起了住房。垦荒者们从山下搬到了山上,农场有了自己的立脚点,创建了爱辉县大五家子农场。当年秋,收小麦、糜子36500多公斤,除留

足自用外,其余全部上交了县政府。

    1953年3月,因农场亏损,县里无力投资,经农场负责人姚富有,将农场移交给黑河地区农业试验站。此后,农场隶属黑河专署,1954年命名为地方国营黑河机械农场。 

第二节 基本建设

    建场时,基本建设是和开荒生产同时进行的。农场最初定点在一片半山坡的荒原上,而住在大芬堆的垦荒者住宿、上班工作都不方便。1949年5月,垦荒者们在现1队南半部破土,8月建成1栋3间土住房和1栋土仓库,并打了1眼井。这栋住房,既住人,又作食堂,也是办公室。

    1955年后,配合农场的发展,农场的基本建设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耕地的向南发展,人员的增加,原有住房已不能满足需要,便集中力量在小五家子屯进行基本建设。1955年,新场部竣工后,秋天场部搬迁。同年在该屯江边盖的职工宿舍也竣工,职工有了住房。解决了职工分住大、小五家子屯的困难。1956年,农场开荒的方向已转向小五家子西山。当年秋,在那里盖了几栋房,为1957年建3队作了准备。

    1957年1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原黑河机械农场改建为红色边疆农场,并收归省国营农场管理厅管理。同年,场部迁到第3生产队。在基本建设集中的1955年至1957年的3年里,新建房屋已达4809平方米。农场建有行政办公室、修理厂、职工宿舍、食堂、医务所、畜舍和仓库。还开辟了1队至3队的田间道。这一时期房屋建设大多为抢建的土房,不坚固,如3队的土房,几年后就倒塌了;1956年盖的修配厂厂房,长年不修也坏了。这期间,在基本建设布局上,房子盖的也凌乱、分散。

 第三节 经营规模的发展

    1949年至1953年,农业生产只能依靠畜力作业,一张铁犁6匹马拉,开生荒,日进度只有5亩。更何况畜力不足,不能常年开荒,农场每年只能开少许荒地。5年间,耕地面积才发展到1380亩。

    1954年秋,黑河地区调给农场3台烧煤油的斯特兹拖拉机,由驾驶员翟会连、韩贵等3人驾驶。拖拉机的欢快轰鸣,唤醒了这片沉睡千万年的荒原。农场迈开了机械化生产的第一步。当年入冬前,农场就在1队一带开荒2610亩。

    1955年4月,黑河专署原农业科副科长吴瑞祥到农场任场长后,把农业职工分成了2个队(相当于组),住在一起,劳动分两处,一个队在大芬堆,一个队在大五家子下泡子沿东。这也是1956年建1、2队的雏形。当年又进场6台匈牙利和1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集中开垦了小五家子一带的荒地,至年底,开荒13801亩。由于具备了土地条件和农机条件,农场在1956年春组建了1、2两个生产队,1队是现在的1队,2队在小五家子屯。生产队的组建为农场正规化

生产奠定了基础。1956年,农场在小五家子西山开荒。1957年4月,又建立了第3生产队,同时,划了地界。至年底,农场已建成拥有耕地33870亩,3个生产队,职工224人,农机具82台件的小型机械化农场。 

第四节 管理体制

    红色边疆农场自1949年建场至1957年,隶属关系发生了3次变动。1949年至1053年3月,隶属爱辉县,是县办公营农场;1953年4月至1956年底,隶属黑河地区,是地方国营农场;1957年后,隶属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厅,是省属国营农场。

    农场建队前,事无巨细,均由场长决定,诸如每日工人劳动的安排、机车作业及维修、采购、运输等,都由场长亲自安排。1956年建队后,农场实行两级管理,一级核算,队长直接对场长负责,由于当时实行农场统一核算,一切财经支出都由场长亲自批准。县属时期,财务支出由爱辉县政府财粮科实报实销,地区管理时期,财经由地区财政局负责,归省后,财务由省农垦厅管理。

 第五节 农艺、农机

    一、农艺

    建场之初,沿用当地农村的耕作方式生产。畜力农具开荒,钉齿耙整地,小麦手撒种,大豆、玉米手工点播。秋收时割倒捆好,运到场院集中,留待冬天用“马神”(俄式畜力脱谷机)脱粒。种子不选,不消毒。翻地不深,耙地不平,不施肥,耕作粗放。

    1955年后,耕作粗放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以种子为例,人们对种子消毒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进行播前精选种子。小麦实行手摇清粮机选、筛选,用30%赛力散拌种消毒。大豆实行人工粒选,纯度达到95%以上。谷子进行风选、用5%盐水盐选,并用30%赛力散拌种。玉米实行穗选。由于采用了以上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病虫害。

    1955年至1957年间,为了对眼前的生产有利,农场新开垦了黑龙江一、二阶地,虽然土地肥沃,但耕地零碎分散,给生产带来许多不便。1957年春,雪大地陷,加上播期拖长,误了农时,秋后造成了大面积减产,小麦亩产38公斤,比上年减产38%。

    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1957年农场开始施用化肥,当年小麦施化肥面积896.96垧(13454亩)。同年,由于实行机械化作业,耕地要求耕深18~20厘米,并实行了秋翻。

    二、农机

    红色边疆农场1954年开始装备农业机械。首批装备纳齐(斯特兹)拖拉机3台,配备有3台开荒犁,1955年后,农机具拥有量迅速增加,至1957年底,拖拉机拥有量比1954年增加16倍。建场初期,机械装备数量不足,不配套,缺东少西,影响机器效力的发挥。1955年,虽然有了7台拖拉机,却只配备3台播种机、2台耙,机器仍严重不配套,有时1台拖拉机只牵引1台播种机,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1957年麦收时,因康拜因不足,只好动用了10台刈捆机。

当时,机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低,操作技术不熟练。有的驾驶员是从黑河等地招收的汽车司机或修理工,虽然能开走机器,但对种地是外行。但广大机务人员为了建设农场,发扬了艰苦奋斗,爱场如家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顽强地完成生产任务。1957年麦播时,为了不误农时,驾驶员们自愿加班。修理工为了保证机车不出故障,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6号KS—30驾驶员孙玉水,在对新机车性能不完全熟悉、道路泥泞经常陷车的情况下,连续干2个班次,保证了3队麦种运输供应。擦车布不够,工人谭德政脱下破衣擦车,保证了机车状态完好,创造了安全生产498作业垧的记录。

1955年《国营农场机务工作规章,颁布后,1957年农场实行了机务工作岗位责任制,(1)加强了田间作业检查验收制,保证机务生产的优质、安全、高效、低耗,执行《田间作业技术规程》,在每个生产阶段的开始、中间、结束时进行检查验收,使田间作业达到标准化,(2)实行农机具交接责任制,包括作业交接、工具借用交接,送修交接,以便明确职责,衔接生产,(3)实行机具维修责任制,驾驶员进行班次保养,(4)实行技术档案管理制,建立了拖拉机、康拜因、汽车技术档案。 

第六节 经营方针

    创业时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春到1953年春为一个阶段。当时处于创办时期,是个小型的县办农场,主要为爱辉县政府生产粮食,实现“减轻人民负担”的目的。1953年至1957年为一个阶段。农场隶属黑河专署后,根据1947年春党中央的指示,国营农场除“生产粮食”的任务之外,还担负着“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的任务。当年有一段时间,农场曾称为“试验农场”、“示范农场”。1954年,黑河专署决定将农场扩建成黑河

地区第一个机械化农场,确定了“为国家增产粮食,做到经营有利,示范农民,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国家积累资金,扩建农场”的任务。1957年,农场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农牧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农场由以谷物生产为主的单一经营的落后状况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方向前进了一步。 

第七节 示范农民

    建场后,红色边疆农场与邻近的大五家子、富拉尔基等村屯的农民群众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在建场后的前5年里,除了农忙时吸引一部分农民到农场帮工外,农场的影响不大。1954年农场装备了拖拉机,大规模开荒后,农场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1954年,农场开荒拖拉机的第一声轰鸣吸引了大批当地农民。他们看着千古荒原在拖拉机过后变成黑油油的土地,跟在拖拉机后,看着翻起的大块土筏,量着深浅,惊叹不已,赞不绝口。60多岁的满族老人何其颇用满语赞叹道:“沃勒戛!哎戛瓦吉,歪力格散!”(呀!这东西真正好!)他叼个长烟袋,整天整天地蹲在地边观看开荒。用机器耕地,他们听说过。今天,农场就用拖拉机耕地了。这,大大地开阔了当地农民的眼界。

    机械化生产使农场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亩产量迅速提高,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农场的粮食单产远远越过了附近农民的产量。1956年,农场亩产57公斤,附近农民亩产30公斤,农场高出73.3%。农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在技术上给附近的农民以帮助。1957年秋,农场为幸福社、远大社翻秋茬地2千多亩,解决了邻近社队的困难。他们交口称赞:拖拉机翻地翻的深,又快又省力。他们亲眼看到了机械耕地的威力,农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实行机械化生产的第三年,即1956年,农场就上交粮豆14万4千公斤;翌年,上交粮又比上年增加了3.5倍,达到65万2千5百公斤,几乎占爱辉县上交粮的三分之一。农场在黑河地区享有了很高的威望,受到了地区的重视。此外,每年都吸引很多人到农场参观,到1957年,参观总人数已达500多人次。

    农场与大五家子乡的远大、幸福等农业社的往来,逐年频繁,农场显示的优越性,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加入农场的愿望。这种要求在1958年的场社合并中得到了实现。 

第八节 整风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以及省委农场整风会议精神,农场自1957年11月26日至1958年春播前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在农场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克服资本主义倾向”。对党员、干部来说是整风,对工人来说是“社会主义教育”。农场组成了5人领导小组,下设改正组、材料组和宣传组。整个运动分两条线进行:工人为一条线,分大鸣大放、整改、大辩论3个阶段;技职人员和机关为一条线,分为大鸣大放、反右派、整改、批评反省提高自己4个阶段。全场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了8个整风小组。整个运动坚持了整风和生产两不误的原则,白天搞生产,晚间搞运动。全场的运动采取了一步走的办法,动员大会后,立即转入大鸣大放,一下铺开。全场职工参加运动共263人,除小组会发言鸣放外,写出大字报155张。又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进行大辩论。辩论中心“总的围绕资本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几个方面进行。在运动中农场没有抓右派,只对工人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还在工人中搞了插红旗拔白旗、兴无灭资活动,在2队拔了一个工人的白旗,也没拔明白,就不了了之。由于临近春耕,原计划进行到1958年6月底的运动,根据省农垦厅的指示,于1958年春播前停止了。

    1949年至1957年,农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畜力作业到机械化作业、从辅助性生产到计划性生产的创家立业过程。经过9个春秋的艰苦奋斗,农场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具有了可以独立经营农垦事业的规模,积累了发展农垦事业的宝贵经验,造就了一批有理想、懂技术的建设农垦事业的人才。这一切,为农场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二章 发展前进时期(1958——1967) 

第一节 场社合并

    随着红色边疆农场规模的扩大,农场人力不足,可垦荒原枯竭,土地面积无法扩大,场社土地插花,不便于规划和耕作等矛盾日益尖锐。1958年时,农场有机械,人少、地少;大五家子满族乡的农业社,人多、地多荒原更多,没有拖拉机,希望得到农场的支援和帮助。场社的耕地在大、小五家子一带多有插花。当时社员说:“农场是我们的大旗,可是他们是玻璃门,能看见,进不去”。远大社的党支部书记臧英杰说:“要能跟农场合起来,农场有机器,我们有人力,还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更能够多种地多缴余粮。”根据场、社群众的共同愿望,1958年初,经场、乡领导多次协商,达成了场社合并协议。报请上级批准后,9月15日,大五家子满族乡的远大、幸福、开发等3个高级社并入农场,成立了红色边疆人民公社。合并的农业社包括大五家子、小五家子、蓝旗沟、下马厂、鄄民新村、大芬堆等6个自然屯,11个小队。并入582户,人口1936人。并入耕地1700垧(折25500亩),劳动力585个。并入耕地等于原农场1957年耕地的75.29%,并入的劳力等于原农场职工总数的2.61倍。合并后,下马厂的幸福社编为8队,远大社的大五家子编为5、6队,蓝旗沟编为4队,鄄民新村的开发社编为7队。场社合并后,农场的生产队由3个扩大到8个,土地面积扩大到42万9千多亩(28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扩大到34782亩。场社合并使得农场规模迅速扩大,为农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场社合并解决了农场与公社的矛盾,打开了地界,土地连片。原农业社集体所有制个人投入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和生产股份基金,按公社社章规定,无偿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有制的改变,便于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核算。消除两种所有制的矛盾,利于统一制定农场的发展规划,综合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但“政企合一”也模糊了国营农场的企业性质,加重了农场的负担,如场社合并使原大五家子满族乡由县民政部门负责救济的16户五保户、养老院的生活发生了新问题。

    1962年,根据东北地区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关于改变“政企合一”的现状的决定,农场实行了政企分离,乡政府单设,进一步明确了农场的农业企业的性质。 

第二节 管理体制初步定型

    1958年场社合并后,大五家子满族乡乡政府与农场场部合一,成立了红色边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场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场部设有红色边疆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也是乡人民委员会,一个机构一套编制,行使“政、企,社”三种职权。

    1959年初,重编了生产队。农业队7个:原农场1、2、3队,4队(蓝旗沟)、5队(大五家子)、6队(下马厂)、7队(新村):畜牧队1个(下马厂);工业单位2个:粮油加工厂、工业(包括制酒、汽车等)。除畜牧队于1962年撤消外,其余单位稳定到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968年底。农场仍实行两级管理,一级核算。幸福、远大、开发社并入农场前基本情况(1958)

 

    1961年,农场在“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农牧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指引下,确定了各生产单位的经营重点,要求各单位把主要力量放在抓粮食生产上,同时,也要抓好畜牧业和副业生产。

    1966年3月,一批转业官兵到农场,建立了2个生产队。同期,组建黑河农建师,农场改建为黑河农建师的一个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农场计有农业生产队9个,工业单位2个,其它单位5个,职工3184人,耕地183166亩。

 第三节 “肃反”和“四清”运动 

    一、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陆续开展了肃反斗争。农场根据黑河地委对肃反工作的部署,于1958年4月10日至9月30日开展了肃反运动。农场成立了3人领导小组。整个运动分为学习发动、坦白检举、专案复查定案3个阶段。全场参加运动总人数职工291名,其中职员34人,老职工213人。经过肃反运动,共查出“历史反革命分子”5名,其中三名被判刑。

    二、“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场的社教运动自1964年1月24日开始至1966年5月12日结束。整个运动分为面上教育和点上教育两部分。

    1、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遵照爱辉县委《关于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精神,农场于1月11日至20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学习《前十条》、《二十三条》,训练了组长以上干部158名。会后,组成6个工作组,分赴各生产队,进行面上的宣传教育工作。根据爱辉县委的指示,这期运动“不准发动干部洗手洗澡”,“不准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不准搞对敌斗争”,“违犯《六十条》的园田地小开荒不准动”,只搞正面教育。工作组进点后,分别召开了党支部、团员、贫下中农会议,摸好生产和阶级斗争两个底。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教育方法上采取大会报告、分组讨论、讨论与辅导相结合的方法。到1月30日止,受教育人数已有1507人。这次教育按照爱辉县委“在春节前全面完成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求,于2月10日结束,运动中,通过评功摆好,选出五好职工80名,五好干部6名。

    同年6月下旬,根据黑河地委“‘五反’会议”精神,农场党委分析农场的情况是“钱物出入流动量大,手续制度不严,问题复杂,漏洞多,历次三,五反搞的不彻底”,决定按地委要求开展“五反”运动。农场成立了“五反”办公室,抽调包括2名会计在内的8人组成专业组,根据“有帐必查,有钱必清,有物必点”的要求,按照先上(场部)后下(生产队)、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对“五反”对象的摸底清查工作。这次摸底为1965年点上社教的清经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2、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8月10日,由130多人组成的社教工作团进驻农场,开始进行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6年5月12日工作团撤出,历时9个多月结束。为了巩固运动成果,解决遗留问题,工作团离开农场时,安排了留守工作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留守队撤出。

    点上运动大体上分为(1)宣讲《双十条》和《二十三条》,提高认识,对照检查,揭发检举,解放干部的大多数。(2)大搞“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和对敌斗争,洗手洗澡,按照政策,评议下楼,抓出坏人。(3)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等3个阶段。在运动中,重点开展了清经济斗争。共查出有贪污行为人员12人,其中千元以上4人。查出贪污赃款、多吃多占14633.44元。运动中,工作团党委加强了对非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于1965年12月底发展了16名新党员。 

第四节  农场在大跃进中 

    一、大办水利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农场掀起了大办水利高潮。10月初,乡政府抽调社队干部张万起、关玉书、臧福深等人,农场抽调曾桂华、王国华、吕学江等人,共同组成民兵营领导班子,带领农场职工和社员600多人,在蓝旗沟屯东约2公里处截流大阳河修建水库。人们鼓足干劲,肩挑手提,昼夜奋战,筑起土坝,1959年春截流成功,除溢洪道外,其余工程都已完成。水库蓄水面积165平方公里,蓄水量200万立方米,1959年完成了扫尾工程。1960年春,水库安装了1台20千瓦水轮发电机,发了一夏天电。第二年,因枯水,拆毁了。1959年,修建了红色灌区,将大五家子西山脚下的825亩旱田改为水田,种植了水稻。

    在大办水利高潮中,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规划。1958年10月,爱辉县农业局在全县掀起兴修水利建设高潮的规划中,曾设想在大五家子乡兴建5个水库,仅新村周围即可修3个。5个水库修成后,全乡灌溉面积可达“二干四百垧,占明年(1959年)计划面积的45%”。1959年,农场根据爱辉县委确定的农场保证“水灌一百垧、水浇地三百七十七垧”的指示,农场曾确定全场打土井19眼,修旧井16眼,建2处拦河坝,要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高工效运动和突击运动,来一次水利大突击”。这些宏伟的计划,都因超越现实而搁置。

    二、自然灾害

    1959年,继1958年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之后,农场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年降水量达637.5毫米,超过年平均降水量的17.04%。由于7、8两月降水336.5毫米,超过历年平均降水量83.1毫米。9、10两个月份又降水151.3毫米,超过历年这两个月平均降水量54.1毫米,造成严重秋涝,给麦收和秋收造成了极大困难。再加上春天因上年冬、当年春雨水少,发生了春旱,致使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粮豆平均亩产仅38.5公斤,比1958年低11.5公斤。

    1960年至1963年的4年间,年年发生夏涝、秋涝。又发生两次洪灾。1963年的洪灾淹没农田11603亩。这一年,5209亩农田遭涝灾,3080亩遭了雹灾,多种灾害侵袭,遭灾面积已占播种面积的28.7%。这4年,粮豆平均亩产仅41公斤,其中1962年只有33.5公斤。

    三、不切实际的跃进

    正当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农场开始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6月10日,农场总支党员大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精神,立即掀起生产工作思想的大跃进决议》,号召在场内掀起全面的大跃进。当时全场上下大破“条件沦”、“不能跃进沦”、“群众落后论”、“生产唯一论”。在夏锄中提出的口号是“男女老少齐动员,人畜机器三不闲;多铲多耥多上粪,深耕细作多打粮;取消时间表,赶着太阳跑,大雨少干,小雨大干,不下雨猛干;要与老天争时间,要与野草争粮;为了实现总路线,昼夜苦战三十天;学习标兵赶标兵,超过标兵当标兵”。当时办起了共产主义大食堂,让职工过所谓共产主义的生活。又刮了房子归国有,马神针(缝纫机)归公,猪归(公)社的共产风。1960年,农场在3队盖起了1000平方米的鸡舍,又买了电气孵化器,搞现代化养鸡。由于技术不高,管理不当,鸡未孵成,鸡舍拆毁,孵化器弃置,浪费了大量资金,造成了很大损失。1962年麦收时,领导干部瞎指挥,小麦未成熟,硬叫生产队放片。3队放片几十垧,由于秋涝,拖到上冻后才脱谷,原测产垧产2千公斤,结果垧产只有几百斤,损失很大。

尽管农场的生产受到了持续的自然灾害和人为错误的影响,但以老干部、老职工和基本社员组成的职工队伍,在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抵制了错误。广大职工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春天起早贪黑全力抢播,机车不能下地,就人工播。在麦收和秋收中,细打细收,开展了大规模小秋收拣粮活动,在自然灾害严重的1960年,夺得了农场的首次盈利。

 第五节 科学种田

    一、大面积施用化肥

    农场1957年首次使用化肥。1959年后,开始大面积施用化肥,至1967年,9年间施用化肥1237吨,主要是过磷酸钙。亩施肥量由1.65公斤增加到4.45公斤。粮豆平均亩产由1959年的38.5公斤提高到1967年的65.5公斤,其中小麦由39公斤提高到66.5公斤,大豆由41公斤提高到56公斤。

    二、建立良种繁育基地

    农场从1955年开始就注意了选用良种,历年都调入种子。1961年春,从原2队分出一部分人,组建了农业试验站,进行肥料、播期、密度试验。1965年,试验站扩大定型,建立了种子田,引进优良品种,进行良种繁育。至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1968年,每年向场内提供20万公斤左右的种子。1967年,试验站开始进行种子提纯复壮工作。

    三、小麦分段收获

    1958年至1967年的10年,小麦平均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强,最高年份占63.6%。由于“麦熟一晌”,成熟期集中,而收割期又多逢多雨季节,造成麦收困难。有的年份拖到入冬还完不成,损失很大。1963年,农场开始采用早期分段收割,后期分段收割与联合收割并举的方法,解决了麦收中的雨害问题,基本上保证了丰产丰收。

    四、化学灭草

    建场初期,主要靠人工灭草。1960年后,大豆采用拖拉机牵引活节耙进行苗耙的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综合灭草措施。至1963年,已有65%的大田控制了杂草。

    1964年,农场开始施用2.4一D丁酯进行小面积化学灭草试验。翌年,在全场推广,基本上控制了草害。

    五、大豆机械化播种

    建场后,由于人工点播,大豆生产面积一直不能扩大。1958年,农场试用播种机播种,平播,后起垄。试播面积150亩,亩产60公斤。为大面积播种大豆提供了经验。当年,农场机械化播种大豆的成功经验,受到爱辉县农业劳模会的奖励,并作为爱辉县劳模会赴省模范事迹,受到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大会的奖励。 

第六节 发展多种经营

    1958年,红色边疆农场在黑龙江省委“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方针的指引下,制订了“农业为主,农牧并举,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经营方针,改变单一经营的状况,走上了多种经营的道路。   

    一、发展畜牧业

    1957年以前,农场虽饲养牲畜,但还没有把畜牧业作为一种行业加以发展。当时主要是机械化水平低,劳力不足,顾不上发展多种经营。1958年场社合并后,劳力大量增加,加之调整了经营方针,才使畜牧业得到了发展。

    1958年为了贯彻中央和省委提出的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公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农场在现10队处首次建立了畜牧队,盖了畜舍,饲养有马、牛、猪、羊。1959年,畜牧队扩建成畜牧分场,分场下设大牲畜队、养猪队、养鸡队、养蚕队、捕鱼队和一个生产饲料的农业队。分场区域是当时从现在10队至下马厂、三架山一带的荒原。养(柞)蚕队在三架山阳坡建有蚕场。当年分场饲养牛145头、猪576口、羊160只、马90多匹、鸡2142只,蜂75箱、野生动物25只、柞蚕12把剪子。当年产蚕14万余粒,捕鱼4千余公斤。畜产品除完成上交任务外,其余以低价供给农场职工自用。为了改变生产队没肥料、畜牧队没饲料的局面,使农业生产队能实现农牧结合,1962年撤消了畜牧分场,把马、牛、羊、猪分散到生产队饲养,实行队队种地,队队养畜。

    1958年,农场畜牧业实现产值1.3万元。至1967年,畜牧业年产值已达到10.3万元。10年累计产值61.7万元。

    二、创办工业

    早在1955年,为农机修理的需要,农场就创建了农机修理所。1957年,新建的修配厂就投入使用。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为了满足职工基本生活的需要,农场创办了粮油加工厂。1959年,又创办了小砖厂。

 第七节 人才的培养

    农场培养专业人才包括为场内培养和给场外培训两个方面。

    1958年6月末至年底,根据黑河地委的指示,为促进农业机械化高潮,农场为孙吴、逊克两县的农业社培训了80多名具有一级工、少数达到二级工水平的拖拉机手。培训内容包括机务管理的一般常识,主要生产知识,机车和农具的构造性能、使用、保养及一般修理,机械作业的技术要求等。培训方法主要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边学边做,做啥学啥。

    1958年8月,黑河地区主办的农业机械化学校在农场3队开学。机校设2个班,只设农机专业。学员近百人。1959年8月,1个班的学员合并到赵光机校,另1个班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黑河地区的各农场。

    1965年8月,黑河农垦局在农场创办黑河农垦机校,校址设在现1队。校长苏廷才,教员6人。学员来自爱辉、孙吴、逊克等县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通过国家考试录取。8月份录取工作完成后,因没有校舍,学员自己动手,用2个月时间盖了2栋土房,一栋做教室,1栋做宿舍。10月份正式上课。学校设财会1个班,学员34人;设农业机械2个班,学员64人。学校共有学员98人。学制为1到2年。

    当时学校设备简陋,条件艰苦。冬天,学生戴帽子睡觉,有时棉被都冻在墙上。但这些学员都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克服困难,勤奋学习。1966年10月,财会班学员毕业。1967年11月,机务班学员毕业。这些学员都被分配到黑河农垦局所属各农场。现在,都已成为机务、财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些还当了领导。

    这期学员毕业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学校便停办了。

    这批学员中,1966年、1967年分配到红色边疆农场的学员有:

    机务:宋培富 徐运泽 宁振醒 孙英山 徐力(女) 梁玉兰(女)

        李希英(女)    刘玉花(女)

    财会:吴月琴 惠桂花 吴兰华 孙吉珍 孙丽娟 王树荣 韩丽  沈秀芝 刘明兰  马桂新 于风文 朱香兰 刘秀敏 白莉 于桂芝 孙桂芝 刘树德

    到1967年末,农场共培养224名技术人员,25名管理人员,为新建场输送了30多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第八节 改善经营管理

    一、贯彻包、定、奖政策

    包、定、奖是由农场落实到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在既定条件下,保证完成全年生产财务计划,在计划利润内,按一定比例提取的一种奖励工资形式。见利就奖,完不成产量、利润计划不奖。农场的包、定、奖政策是与作业工资和产量工资相结合工资的推行一起贯彻的。1958年春,农场就对生产队实行“五保”(保质、保量、保成本、保时间、保安全)。1960年对机务工作实行“三包一奖”。超额完成任务,按超额部分的10%给予奖励。由于生产对象、条件不同,包、定、奖的具体内容也各有差异。1963年,实行拖拉机翻地奖,汽车队实行装卸车奖、吨公里补助奖,农业队实行组长津贴奖、见产提成奖。1964年对养蜂业实行见产提成奖。奖品也不同,有钱、粮票、布票等。包、定、奖政策的贯彻,使集体生产与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了起来,有力地调动了职工群众关心集体生产、努力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二、实行计划管理

    1958年后,农场在生产上加强了计划性。农场除作好年度、季度工作计划,按阶段进行活动分析外,生产队实行阶段作业计划和旬计划制度,合理安排人、财、物,避免了窝工浪费。农场从上到下组织有节奏有秩序生产,做到无计划不办事,事事有定额、有要求、有验收。坚持事先组织定额测定,达到定额先进、合理。1959年,生产继续推行小段作业计划,改进了劳动组合,合理安排生产,采用“七固定”(人员、作物、地块、工具、时间、任务、技术措施)、“两保证”(质量、安全)的办法,10天一安排。1963年,场部建立了点库制度,物资进出有手续,领取有人批,减少了材料的损失浪费。1961年,建立健全了农业、机务、畜牧三个技术规章制度及生产、人事、劳动、财务、供销、技术、计划、民主管理等8个企业管理制度。制

订财务计划,定期进行经济活动分析,有计划的合理使用资金。1963年,生产队开始进行成本核算。由于加强了计划管理,基层干部和职工都树立了经济核算观念,扭转了过去只顾生产不计成本,只管经营不问效果、重财轻物的现象。

    三、改革工资制度

    1958年,根据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厅《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资改革试行方案》,农场取消月工资制,实行产量工资与作业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把现行工资分为作业工资和产量工资两部分。作业工资占基本工资的70%,按月根据职工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发给。产量工资,年终根据计划完成情况以及作物实际收获量,再将成本降低或超过部分折成产量合并计算。完成的全发。达不到的每减10%,减发30%,产量计划完成70%以下的不发。作业工资,农业工人,拖拉机手实行评工记分,死分活评,以分计酬,按月发给,畜牧业、辅助部门发基本工资的70%,其余视计划完成情况发放。管理人员发70%,其余视全场计划完成情况而定。少数零散工种实行计件工资。定额管理,不能定额的,实行小包工。两结合工资制实行到1963年就放弃了。

1965年至1966年,贯彻中央批示《五条》和农垦《十六条》,取消等级工资制,又改行两结合工资制。以一级工为杠,打乱级差,级差保留,采取按活定分,定额记分,死分活评,按分付酬的办法。农场对生产队实行“三定一奖”(定产量、定利润、定工资总额,超产奖励),20%的产量工资,年末视经营成果决定。完成产量计划,超额部分农场、生产队、个人四、二、四分成,完不成,按比例用产量工资抵补。1965年4月,在1队进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分办法试点。5月,在全场铺开。1965年年终,除6队外,其余各队都得到了产量工资。1966年继续实行两结合工资,因“文化大革命”动乱,遂中止实行。 

第九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农场经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年冬闲时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而且多是夜晚“抓革命”,白天“促生产”。至翌年3月,根据生产建设兵团“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指示精神,群众自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中止了。全场各项活动转入了正常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农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地处偏僻,受冲击较小。虽然农场领导机关的指挥职能受到过冲击和限制,一些干部被排斥于企业管理之外,但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活动基本上保持正常进行。因而,这期间的经营成果仍保持了正常年份的水平,效益是显著的。

    1966年,粮豆亩产达到建场后的最高水平,75.5公斤。粮豆总产11799.5吨,上交商品粮6060.5吨,均创建场后的最高记录。商品率达51.36%。1967年粮豆总产虽然有所下降,但商品率却提高了1.6%。

1966~1967年上交粮豆及商品率情况

 

    1966、1967两年,农场全员平均生产粮豆3355公斤,农业工人人均生产粮豆4456.5公斤。这2项指标均高于“文化大革命”前历年平均值(全员2838.5公斤,农业工人4327公斤)

1966~1967年劳动生产率情况

 

    1966年农场生产总值262万元,也创了建场后的最高记录,其中农业产值236万元。1967年由于耕地面积比上年减少6147亩,亩产量下降,农业产值减少。但由于其它各业经营效益高,生产总值仍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高21%。农场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呈现着上升趋势。 

第十节 十年发展

    红色边疆农场经历了1958年至1967年的10年发展,到1967年底,基层生产单位发展到22个,增长了1.8倍;总人口7354人,增长了1.5倍;职工增加到3413人,增长了12.4倍;拥有各种农机具527台、件,增长了3倍。年末固定资金已达292.2万元。

这一时期,开荒发展速度快,质量高,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67年比1958年,耕地面积增加了142237亩,增长4倍;播种面积增加了131238亩,增长了4.2倍。

1958—1967年耕地增长情况

 

    红色边疆农场在这10年间,经营状况日益改善,生产规模逐年扩大,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10年是发展的10年,前进的10年。

    一、生产总值成倍增长

    农场的生产总值1967年比1958年增长了14.1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1%。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6.8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5%。

1958—1967年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发展情况

 

 

    二、粮豆产量大幅度增长

    由于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农场1967年粮豆总产已比1958年增加了6.19倍。10年间,粮豆总产以年平均22%的速度增长着。但亩产增长缓慢,1967年平均亩产只比1958年增加了约三分之一。

    三、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1959年至1963年,5年间,由于自然灾害影响,亩产不足百斤。10年间,一些主要作物创了建场后的亩产最高记录:小麦79.5公斤(1966年)、水稻293公斤(1963年)、玉米105.5公斤(1965年、1966年)、大豆69.5公斤(1965年)三、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59年至1967年,由于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职工群众技术素质和科学种田水平也逐年提高,企业管理步入正轨,农场经营效益越来越好转,劳动生产率逐年增长。1967年与1959年比较,1967年全员平均生产粮豆3004公斤,每一农业工人平均生产粮豆3981.5公斤,分别提高了123%和86%,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3.6%和9.5%。(1958年场社合并当年,社员职工因为未参加农场农业劳动,未计入职工总数中,所以与1959年比较)。

粮豆总产、亩产发展情况(1958—1967)

 

1958—1967年劳动生产情况

                                            

 

    四、经营亏损逐年下降

    农场在1958年因水灾经营亏损后,以后2年连续盈利。1961年因自然灾害,农场经营亏损最严重,达75.9万,至1967年,经营亏损逐年下降,1967年比1961年减亏50.1万元。

1958—1967年经营盈亏变化情况

 

 

    五、多打粮做贡献

    从1958年至1967年,随着经营状况的逐步改善,农场对国家的贡献也就愈来愈大。这10年,商品率提高了45.61%。10年累计上交粮豆21987吨。此外,10年间,农场上交肥猪1498头,黄牛83头,蜂蜜1.8万公斤。

1958年—1967年上交粮豆和商品率情况

 

 

 第三章 波动挫折时期(1968——1975) 

第一节 成立三团

    根据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7月1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兵团成立大会。赵光农垦局与黑河农建一师合并改建为兵团一师。

    1968年12月9日,三团团长段松奎、政委简鹏云等4名现役军人到农场筹建三团。12月13日,在小五家子屯原农场场部(现第一中学)大院召开了三团成立大会。三团正式成立,隶属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1969年春,三团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随后现役军人陆续到农场。三团机关股以上干部全部由现役军人任职。同时,用部队番号组编基层单位。组建了6个营、36个连队,实行团、营,连三级管理,团连二级核算。使农场的管理体制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12日,“社教”工作队刚刚撤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尚未全部结束,农场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6月21日,农场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孙青山、副书记牛贵彬、政治处主任张贵子组成的农场三人“文革”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听广播、批判“三家村”。

    农场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最早的是文教系统。7月,爱辉县委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暑期集训班。农场教师由牛贵彬和满族乡乡长洪善庆带队,参加了集训班,历时68天。在学习班中,农场教师吴盛茂、吴良刚和罗玉斌被划为黑五类而游街批斗。农场教师在学习班中成立了“农场共产主义”群众组织,学习班结束时即解散。

    11月初,红色边疆农场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场内开始出现戴造反组织红袖标的学生。月底,中学首批12名学生由老师带领去北京串联,同全国红卫兵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第八,次接见。12月20口,第二批18名中学师生徒步去北京串联。年底,中学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总部。

    二、群众团体的形成、夺权与解体

    1967年1月5日,农场机关干部仿效外地首先成立了“风雷造反团”。他们臂戴红袖标,印发造反宣言,于是,一夜之间,场部所在地小五家子屯的工交,基建、试验站、园艺队等单位的职工很快地联合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团”,由各单位出1名代表参加造反团核心组工作。至8日,各生产队也陆续成立了造反组织。这期间共成立群众造反组织16个,人数最多的300多人,最少的仅1人。这些组织都自诩最正确、最革命,争相传抄、翻印外地小报的各种消息。

    1月下旬,春节前的一天晚上,“风雷造反团”在机关小食堂召开了批判农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大会,农场领导孙青山、赵福、张贵子、王兆玉、刘文、牛贵彬、张喜魁等7人挨了批判,并给他们戴了高帽,从而开了戴高帽先例。这次斗争会被闻讯赶来的“红色造反团”冲散。

    在上海“一月风暴”和黑河镇1月25日开始的夺权之风影响下,春节后从黑河返回农场的一个“风雷造反团”头头介绍了黑河镇夺权的形势。于是,“风雷造反团”于2月联合了一部分生产队的造反组织夺了农场领导权,成立了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结合了转业干部场领导,其余领导都靠边站,从而导致了农场正常领导活动的停止。此后,部分生产队也仿效着夺了生产队的权。夺权后,以“风雷造反团”为核心,成立了“联合总部”,全场群众造反组织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同月,“联合总部”在2队(大五家子屯)召开了全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部分农场领导被批斗,各生产队也都有1名队领导陪斗。会上,批判了农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给批斗对象戴上高帽在大、小五家子两屯游了街。

    3月,农场传达了中央2月21日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通知和省3月兵团会议精神,农场2个多月的群众“造反”活动即行停止,群众组织也自动解散。

    三、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扩大化

    1968年4月23日,根据黑河地区召开的“清队”会议精神,农场成立了深挖办公室。24日,召开了深挖“三特一叛”动员大会。从此,全场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运动开始了。5月4日,由深挖办公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对敌斗争联合进攻预备会。会上,根据莫须有的4月30日晚“大阳河口进来一只(苏联)船”的情况,深挖办负责人就认为“肯定是苏联运送武器的,准备利用‘五一’放假期间搞暴动”、“它和苏修在新疆伊犁搞的事件是一样的”。从而会议肯定了5月1日特务暴动的看法,制造了这次运动中农场的第一个大冤案“‘五一’暴动案”。两次会议后,全场清队运动迅速展开,各单位开始大抓“三特一叛”(国民党、日伪、苏修特务,叛徒)。5月1日抓了所谓“苏特头目”洪善庆,3日,抓了所谓“苏特参谋长”黑龙江省模范乡邮员刘长义,到10日,仅7天,就抓了所谓“苏特”61人。同期,原独立三营(现三分场)也开展了大抓苏特运动,仅8日至28日,就制造了“裴氏苏修小集团”、“吴家堡特嫌”、“‘六一’特嫌”(又名“青赤特务组织”)等3起冤案。

    组建兵团三团后,三团现役军人政委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一个只有1千多户居民的三团,认为好人极少,扬言全团“只有一户半贫农”。他亲自组织对有历史问题的人及知情人办各类学习班。7月,对历史上早已有结沦的所谓“大五家子集体叛变案”和“东岗子叛变案”重新拿出,重新审讯调查,重新定案,使多人蒙冤。

    在“清队”中,大搞扩大化,大搞逼、供、信。很多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历史反革命”、“叛徒”,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多达357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9人。运动中制造了6起冤假错案。

    四、“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中共中央就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连续发出三个文件。三团2月份传达了三个文件,部署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中进行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对查出经济问题的人,无力偿还的,用缝纫机、收音机等作价退赔。7月25日,三团党委公布了对9名干部职工的处分,这9人分别定罪为奸污犯、盗窃犯、贪污犯、现行破坏。这场运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1年底。

    五、“批林批孔”和评《水浒》

    1974年2月,“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三团团部开办了“批林批孔”学习班,层层训练骨干。全团从机关到生产队纷纷利用大字块、黑板报、开批判会“摆开批林批孔的战场”,大讲“儒法斗争史”,搞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唱忆苦歌,批判“克已复礼”,又把《三字经》、《女儿经》拿出来逐字逐句加以批判。“批林批孔”运动至年底结束。1975年9月至11月,又开展所谓评《水浒》运动,大批宋江,大批投降主义。广大干部职工不得已而参加各种批判会。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三团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场部到生产队,层层学习“清华”、“北大”批判组和“梁效”的文章,召开批判会。这场运动到10月终止。

    七、各项政策的落实

    1978年12月,中共红色边疆农场党委根据中央平反“三案”中的有关政策,对农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6大案件以及责任者和受害者进行了处理,召开了平反大会,落实了政策。全场共平反“三案”348人。

 

第三节 三团前期的经营管理

    一、三团规模的扩大

    组建三团后,1969年初,根据“屯垦戍边”的要求,三团用跑马占荒的办法大量采点,用老连队包建新连队那种母鸡下蛋的办法,四处建新点。从老连队抽几个老职工,带一部分下乡青年,到指定的地方盖房、开荒,就算建一个点。当时,在现一分场场区建了8个;在潮水河西至陡沟子钓鱼沟一带建了6个;在大河口一带建了4个。此外还建了一些当年上马又下马,甚至只盖完1栋土房就下马的连队,如10队与11队之间的1个点,红色水库的1个点,托里木南五

里桥的30连,潮水老头沟的31连,8号公路的21连,陡沟子的36、21连等共9个点。当年由于连队建了撤,撤了建,番号多变,体制混乱。至年底,全团生产队级单位共72个,编为6个营。

    1970年春,原一师独立三营并入三团,编为第三营。并入连队14个,510户,4615人,职工3086人,耕地5.4万亩,拖拉机27台,收割机15台,汽车3辆,房屋27366平方米。这一年,三营建新点包括当年下马的有12个。三团在三里丁又建了27连。至年底,经过撤消、合并,实有农业连队40个,工副业连6个,编为8个营。

    1972年,原一师64团并入三团,并入基层单位17个,男女整半劳力3019人,耕地5.09万亩,拖拉机39台,收割机9台,汽车11辆,大牲畜177头,房屋1.8万多平方米。

    1973年初,经过调整,三团体制稳定下来。大五家子、潮水一带为一营,大河口为二营,孙吴县沿江乡一带为三营,辰清一带为四营。三团地跨爱辉、孙吴、德都三县。

    1969、1970这二年,三团共建新点41个,到1973年初,共下马28个,只剩13个。二年间,扩大规摸建新点,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如陡沟子32、33两个农业连,从1969年春建点至1971年底,达成耕地仅3162亩,两连劳力287人,人均耕地只11亩,仅是当时全团人均耕地面积的47%。1972年撤点时,耕地和房屋全都扔掉了。

    二、知识青年投入屯垦戍边洪流

    1968年5月7日,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首批哈尔滨下乡知识青年到了农场。当年到场的哈尔滨、上海下乡青年计972人。1969年又有上海、北京、天津、牡丹江、鹤岗等下乡青年5054人到三团,两年内,三团接收下乡青年6026人。此外,后并入的三营、四营当时各接收下乡青年791人和2784人。三年总计接收下乡知识青年9601人。知识青年到三团后,受到了各级组织和职工、家属的热烈欢迎。广大青年在三团这片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他们朝气蓬勃,吃苦耐劳,勇于上进。绝大部分青年给边疆、给农场建设留下了重要的一页。1979年开始陆续返城。1984年底只剩142人。

    三、经营成果下降

    三团成立后,由于“左”的路线破坏,农场经过近二十年摸索和积累的经验遭到了批判,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被破坏了,所有过去的东西被全盘否定。这期间,体制多变,干部大换班,盲目学大寨。1970年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让大寨的精神家喻户晓,让大寨的红花开遍全团各个角落,“誓把我团办成大寨式的团队”的口号。贬低机械作用,秋收中提出“不用C—6,用C—7”、“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等口号。轮作制度没有了,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养畜谱系搞乱了,畜群不盘点,饲料消耗无定额。由于知识青年大量到农场,农场劳动力过剩,无效或低效劳动明显增多。1969年与1967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8162亩,减少了5.75%,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4.12倍,人均土地面积从1967年的24.07亩下降到1969年的6.8亩,由于人为的原因,生产急剧下降。1969年与组建三团前的1967年比较,生产率下降了21%,亏损竟增加了6.4倍。

    1969年,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产值、上交粮豆等各项指标急剧下降,而人员、费用、成本却急剧上升。这种情况说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被破坏及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倒退,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农场经济遭受严重的创伤,并使自己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1970年,三团提出“打农业翻身仗”的口号,号召“打低产仗,摘低产帽子,翻低产身”,但又以“阶级斗争为纲”、“打破旧农场的框框”。1970、1971两年粮食产量虽有回升,但到1972、1973两年却又急剧降下来。1973年粮豆平均亩产27.5公斤,是建场以来最低产量。与此同时,经营亏损却直线上升。1969年至1973年五年间,经营亏损累计2582.7万元,是建场至1968年20年亏损的4倍多。

三团1969年与1967年各项指标比较

三团前期(1968—1973)经济状况统计表

 

页码:47-50

 

第四节 三团经济的回升

    1971年,三团党委根据中央的全面落实政策的指示,着手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原农场干部落实政策,大批干部逐渐被起用,使三团生产管理干部队伍的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从1972年开始逐步地恢复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加强经济核算,实行财务包干,健全岗位责任制,恢复农业科学实验,重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加强机务管理。1974年,机务工作推行五个标准化(机具作业、技术保养、机具油物料管理、修理工作、技术档案)。建立稳产高产田。1974年,三团的生产经营取得了较好成绩,呈现了经济回升景象。与1969年比较,粮豆总产增加了1倍多,全员产值增加了近5倍,职工上交粮豆增加了26倍。1975年,由于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经济有了更大的回升。粮豆平均亩产92公斤,上交粮突破万吨关,达到1.38万吨,生产总值接近千万元,达到960多万元。

    从1968年末成立兵团到1976年初撤消兵团,前后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场的生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直到兵团后期,生产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三团1974年与1969年劳动生产率比较表

 

三团生产发展比较表(1968—1975)

 

页码:50-52

 第四章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84) 

第一节 恢复农场体制

    1976年2月撤消兵团,成立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3月,撤消三团,恢复红色边疆农场,隶属北安农场管理局。农场机关股改为科,基层单位取消营、连队称谓,改称分场、生产队。当时有生产队39个,职工8013人,耕地28.6万亩。恢复农场后,原兵团现役军人陆续调回部队。1977年蒋春林任场长,吴惠恩任党委书记,此后,农场领导全部由农垦干部担任。至此,改制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逐渐恢复农场原有的秩序。 

第二节 工作重心转移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场又一次进入发展时期。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左”的路线对农场的影响仍有残存,农场处于恢复阶段。1977年4月,农场号召全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全场上下总动员,苦干二、三年,粮豆上《纲要》,建成,大寨场”,从这些口号中可见“左”的烙印之深,也反映出经过“文化大革命”挫折之后,农场急欲大步迈进的愿望。1976年至1978年3年间,由于原农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恢复,农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3年平均亩产74.6公斤,比兵团时期平均亩产高14公斤。3年粮豆总产549725吨,等于8年兵团时期粮豆总产的二分之一。3年上交粮23838.5吨。是兵团时期上交粮的1.7倍多。三年平均商品率43.02%。

    虽然取得了上面的成绩,但如果用3年间的经营情况与“文化大革命”前的1975年比较,可以看出,农场经济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没有持续高涨,而是在徘徊中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场遵照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清理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对农场经济工作的影响,把经营管理上、生产建设上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纠正过来,扭转过去在基本建设上战线长、力量分散、效果不好;在经济管理上,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损失浪费严重;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在所有制关系上,单一的全民经济,忽视集体、个体经济的作用,不能广开就业门路,在生产结构上,重视粮豆种植,忽视多种经营的局面。确定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使农场补短补缺,在前进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

1975与1976—1978年三年经营情况比较 

第三节 狠抓经营管理

    从1979年开始,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同时农场加强了经营管理,在制章制度上搞“五定”(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资金、定利润)、“五有”(有生产指标、有作业计划、消耗有定额、经营有核算、成本有考核)。同时加强了资金管理,重点抓减少资金占有和控制资金外流。场队两级分别规定审批权限,严格执行“一支笔”批款。实行财务包干,促使企业、生产队自觉地、主动地加强经济核算,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减少开支。加强物资管理,进行清仓利库工作,减少超贮积压,使场、队两级核定库存额逐年减少。

    1977年,为了改变生产队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以便加强经营管理,农场对规模小,生产方针不明确的。6个生产队进行了调整。这6个生产队有耕地1.21万亩,全部耕地仅相当于一个成型的生产队。有职工607人,人均耕地20亩,由于人多地少,亩成本高达35元以上。这6个队1977年亏损总额高达43.2万元。为扭亏增盈,对这6个没发展前途,拖农场后腿的生产队进行了合并。   

    1981年,农场对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粮豆种植面积比重,把种植业摆在了首位,压缩了成本高、收益小的玉米面积,把当年的玉米播种面积由1979年的4033亩减到120亩,只占粮食播种面积的0.5%。而当年的粮豆播种面积比例则占93.5%。1983年,商品率达到81.2%,创造了农场史上的最高记录。1982年,农场一举摘掉多年亏损帽子,成为农垦百万富翁,出现了1983年继续盈利的大好形势。

 第四节 农机、农艺

    一、农机

    农场首先恢复了保养操作规程、标准化作业、机务人员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1978年农场总局双鸭山机务管理定标会议后,农场贯彻了《国营农场机务规章》和《连队机务管理十项标准》。1980年农场制定了机务管理标准化的规划措施、标准化车组和标准化生产队的条件及检查评比奖惩办法,开展了。以优质、高效、低耗、安全生产为目的,以田间作业标准化为中心的机务管理五个标准化的管理工作。1982年,农场70%车组达到标准化,全场农机修理费下降了13%,机车完好率达到92.4%。被评为北安农场管理局标准化农场。1983年,又被评为农场总局标准化农场。1984年5月,为适应农场生产组织结构的变化,农场制定了场内《农机管理法规》,使标准化适应了新的形势,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同时为适应农艺推广新技术的需要,农机战线积极开展了农机具技术革新和新技术推广工作。1981年后,农场逐渐完成了播种机改装、E—512收割机防陷改装、收割机双滚筒改装、小麦宽铺和大豆低割装置、大豆侧深施肥装置。推广了“东风”收割机加大马力改装的经验。农机为农艺服务,保证了先进技术应用,提高了单产和经济效益。

    二、农艺

    1978年春,农场大量引进了化学灭草剂,经过试验后,在全场大面积推广。近年来使用的进口药剂主要有氟乐灵、拉索、利谷隆、拿扑净等。从1979年开始,结合调整作物比例,逐步实行了正规三区轮作,建立了作物种植带,一、三分场为麦、麦、豆,二分场为麦、麦、绿,做到麦不连三,豆不重(茬)迎(茬),同一作物基本连片。同时,加强了种子繁育工作,建立了由试验站提供一级种子,生产队使用二、三级种子的自繁自用良种繁育体系。生产队适当调整品种比例,做到早、中、晚合理搭配。1980年后,农场逐年推广的农艺新技术有:小麦氮磷混施、种肥混拌三合一播种、大豆侧五深三播种、磷二铵播种、大豆花期喷洒磷酸二氢钾。1984年,对小麦结合喷药混喷稀土微肥,农业生产不断走向了科学种田的轨道,科学种田形势逐年上升。 

第五节  实行经济责任制

    从1979年开始,农场各单位在落实以包、定、奖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实行了基本工资与浮动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在财务包干的基础上,实行了百分之五的浮动工资和以分计酬、以分计奖的办法,建立了逐级承包、超产分成、联产(质)计酬(奖)的生产责任制。农场对生产队实行“四包、一定、一奖”(包面积、粮豆总产、上交粮、经营成果,定生产流动资金,超额完成计划奖)。生产队对班组实行专业承包,单独核算,签订了承包“合同书”。机关科室实行分口靠行业的岗位责任制。至1982年,在全场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责任制体系。由于实行和不断完善经济责任制,把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权利、责任、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干部职工的经济利益和农场的经济效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打破了“农场种地,产品上交,亏损报销”的惯例和分配中的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现象,体现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两个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0年,三分场副业队、41队、场汽车队主动到场外联系承包任务,仅汽车队承包修桥一项,就收入18万元。农场实行奖励制度后,1979年兑现各种奖金7.2万元。

    与此同时1983年对多年亏损的农业队试行盈亏包干、全奖全赔的措施。农场对这些农业队实行“三定”(定任务、定费用、定盈亏)。全面完成计划的按比例提取奖金,并按农、林、牧、多种经营、集体经济等5项专项指标完成情况计发奖金,每少完成一项,减发奖金总额的5%。当年,在2队试行了全奖全赔大包干责任制。   

    1984年农场试办家庭农场。结合改革管理体制,农场机关进行改革,由多科多头负责的行政管理改为经济实体、公司管理。对公司和场直单位放开经营。这些放开经营单位在银行各自建立帐户,按“全民所有、集体经营、定额上缴、自负盈亏”的原则,独立自主的管理企业。按照交够税、留足费、剩下搞分配的原则,实行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1984年放开经营的单位有:工文公司、修配厂、汽车队、船队、变电所、经销公司(粮油加工厂,收购站、

商业、饮食业)、林业公司(三里丁、一林场、二林场、三林场)、建筑工程队、水利队、打井队、木材厂、砖厂、物资供应站、职工医院、三分场工副业队等14个单位。1984年农场撤消了一、二分场,由三级管理改为了二级管理。 

第六节 奋战罕见灾害

    1984年,农场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7、8两月正值麦收时节,突然阴雨连绵,两月降雨量超过正常年份144.1毫米,造成严重内涝。全场18个队的50236亩农田遭灾。由于连降大雨、暴雨,黑龙江水泛滥成灾。8月3日,洪水从江堤主体工程收尾处的180米敞口处倒灌入渔套子,冲毁了7华里长的副堤,向北浸泡。到8月12日,就淹没了7、8、9队全部农田和10、11队及试验站的部分农田。与此同时,三分场的41、46队也遭受了洪灾。到8月23日洪水归槽,灾害持续了20余天,淹没农田4万亩。同年,受早霜灾害面积达3.9万多亩。这一年,是农场遭受旱灾、洪灾、涝灾、霜灾非常严重的一年,全场受灾面积共达146750亩。

    但是,自然灾害并没有吓倒前进中的农场。农场职工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针对由于春旱造成的严重减苗情况,农场采取一切积极措施,保住了余下的80%存苗。小麦80%以上采取了化学灭草,喷施尿素措施。大豆苗期进行了人工锄草,达到了保苗目的。

    7月,根据天气预报,农场就发出了防汛、抗洪夺丰收的通报,沿江易受洪灾生产队对抗洪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8月3日洪水开始侵入后,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全场广大干部、职工以饱满的热情,忘我的精神,同洪水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以场长朱景波为首的农场领导,昼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领导着抗洪大军同洪水夺粮,龙口夺粮。从洪水侵袭前开始的麦收加快了进度,昼夜不停。全场支援灾区,农场集中灾区附近生产队的收割机全力抢收灾区小麦。各种车辆夜以继日地抢运小麦、转移物资。至8月23日洪水消退,农场防汛指挥部共集中了1千多名职工,31台收割机,35台运输车辆,工作559个班次,抢收小麦1.3万亩。抢运各种物资及化肥1100吨,减少损失60多万元。汛期,出动推土机9台,工作102个班次,加固防洪堤险要工段20余处。 

第七节 经济体制改革

    一、集体经济

    1981年7月,农场制定了《发展多种经营,组织集体生产)方案,决定在场内组织集体生产,要求各经营单位把职工子女、家属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生产。1982年,全场组织集体经济生产队27个,安置待业青年304人,占待业青年的85.6%,组织家属参加生产501人,占家属的78%。集体经济生产队的生产,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兼顾采集业和加工业\农场拨给土地,每人不超过5亩。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计

酬方面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定额记分,以分计酬的办法。1982年4月5日二分场成立的集体经济大队,下属1个待业青年队,5个家属队。待业青年队35人。家属队50人,

分成5个队,其中23队10人,24队15人,25队一家属队5人,二家属队10人,分场机关队10人。全大队坚持以种植业为主,种白瓜籽、向日葵90亩,红小豆30亩,土豆和其它作物225亩,共种地345亩。此外兼营豆腐、面条等加工业,采山产品木耳等采集业。农忙季节到生产队帮工,签订合同,一事一定,一事一用,用完辞退。年初,分场垫付代耕、种子,设备费用,并按每人50元一次性借给现金,其它费用自筹;至年底,集体大队总收入8000元,每人分配近2百元。

    1984年,农场有集体所有制企业2个,一个经营农业,一个经营商业,从业人员44人。

    二、个体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场个体经济大量发展起来。1983年个体经济从业人数仅2名,经营食杂商店和贩运。1984年,发展到37户,从业人员37人。其中经营商业19户,手工业8户,交通运输6户,长途贩运4户。

    三、家庭农场

    1984年初,农场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4队和23队试办了8个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的基层生产单位,是具有法人地位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家庭农场长期固定承包农场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实行家庭自主经营,按合同上缴各项费用、产品和利润,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在完成承包合同所规定的生产、交售等计划的前提下,在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方面拥有相对的自主权。家庭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关系是“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关系,即在行政上是隶属关系,经济上是合同关系。职工在办家庭农场后,原职工身份不变。家庭农场的规模可大可小,可以是单户农场,也可以是联户农场,坚持先分后联、自愿结合、进出自由、场长负责的原则。可以进行专业生产,也可以一业为主,兼营其它。此外,以家庭

为单位经营非农业项目的称为专业户。1984年农场新兴10个承包专业户。在分配上,平时实行定额记分,以分计酬。年终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和上交的费用,剩余部分为个人分配。当年试办的8个职工家庭农场中,4队的农场共有职工37名,每人每月预借本人等级工资的70%作为生活费。8个农场中的7个农场承包了土地11370亩,其中的7200亩种了粮豆。由于落实了责任制,农场在生产中注意了节约和充分发挥机械效能,机车作业费比上年减少了2万多元。但终因没

有经营经验,改革不配套,机具不配套,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大部分粮食没收回来,造成7个小农场全部亏损。大河口23队宋吉庆家庭农场,承包土地1595亩,由于精耕细作,虽然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但小麦却获得了好收成,亩产75公斤,比邻近生产队平均亩产高51.5公斤,比全场高25.5公斤。

    1984年试办家庭农场,为农场以兴办家庭农场为突破口的全面体制改革摸索了经验,开拓了前进的道路,实现了由“一大二公”向家庭个体经营方式的转变,向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初步转变。   

红色边疆农场家庭农场和经营承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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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经济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垦荒

    红色边疆农场土地开垦始于1949年。当年,创建农场的一行7人从黑河镇来到小五家子北面的大芬堆屯,垦种1945年以前的撂荒地400余亩。从此,农场有了第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地。1958年以前,农场垦荒主要在现1队至小五家子屯和小五家子屯西两处。至1958年,农场已累计开荒34782亩,耕地达到34782亩,有8个生产队,初具规模。

    1959年至1968年,场社合并后,1966年转业官兵在潮水一带建点。这期间,农场主要在10队和11队西山、下马厂沿江平原、蓝旗沟一带和潮水一带开荒。至组建兵团前的1968年底,农场累计开荒12.98万亩,耕地达17万亩。

    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后,从1969年春开始,三团大量建新点。兵团时期,除原农场生产队扩开少量荒地外,三团开荒集中在下列几处:陡沟子钓鱼沟一带、大河口一带、红锈沟一带、三分场新建点和北孙吴三里丁(兴华村)一带。

    恢复农场后,农场开荒主要是由生产队在附近开垦可垦荒地。随着有价值的大片荒地逐年减少,农场1984年就已停止垦荒。

    经过近40年的发展,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生产能力的增强,农场的大部分土地被开垦利用,截止1984年,已开垦土地304520亩,占宜农用地面积的86.5%。开垦的土地大部分分布在平原、丘陵、漫岗和沟谷两侧的缓坡。土地比较肥沃,气候条件较好,交通运输方便。农场的土地利用率45.1%,荒地利用率74%。 

第四节 肥料

    1956年以前,农场完全施用农家肥,各队有专职积肥员,专人专车积肥。2至3年上一茬底粪,配合把粪、口粪,实行大量施肥与集中施肥相结合的制度。新开的荒地不施肥。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和化肥的引进,有机肥占的比例越来越少。1980年以后大面积施用化肥,农家肥不被重视。1952年到1984年,施用有机肥的耕地面积累计102651亩,仅占播种面积的2.19%,共施有机肥98453吨,平均每亩施肥0.88吨。由于有机肥的比例越来越小,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下降0.5%。增施有机肥,培肥地力,已是农场急待解决的问题。

    1957年,农场在部分耕地上施用化肥,主要应用于小麦。当年在24297亩耕地上施用化肥5吨,平均亩施0.2公斤。但由于对化肥认识不够,1965年以前施用化肥是时断时续的。1966年以后,施用化肥水平有所提高。1969年在94767亩耕地上施化肥1112吨,平均亩施量1.175公斤。到七十年代,平均亩施量又下降为4.2公斤。1979年后,农场把提高单产放在首位,当年亩施肥13.8公斤。1981年达到17.05公斤。

    农场施用化肥的方法有:

    种肥这种施肥方法应用在80%的耕地上。1980年以前,将粉状过磷酸钙制成颗粒肥。三料过磷酸钙、尿素、磷酸二铵粒状肥直接施用。根据种子、土壤状况,施用肥方法有两种:一是将种子和肥料分箱播施,上分下混。   

    二是将氮肥、磷肥、种子三合一拌匀混播。   

    追肥在小麦拔节期,叶面追肥效果比较显著,尿素与2.4一D丁酯同喷,亩施400~500克,增产1.9—9.1%。2.4一D丁酯、尿素加稀土微肥同喷效果更显著,增产11.9—52%。大豆花期喷稀土微肥和钼酸铵。

    秋施肥小麦收获后,给秋翻地施入尿素,可避免作种肥而出现的烧苗现象,也有利于增产。1982年在44队1350亩秋翻地上进行秋施肥试验,试验结果比春施肥增产5%。但由于秋施肥在机械上与豆收、整地争嘴,加上肥料供应不及时,这种方法没有大面积推广。

    两次施肥为解决种肥同播烧种烧苗的问题,1982年采用播种前一次单施肥再种肥同播的两次施肥方法。1984年两次施肥面积103831亩,占麦播面积67%。比一次施肥增产7.4%。

    侧深施肥八十年代开始试验大豆侧5(厘米)深3(厘米)的施肥方法。1982年大面积推广,但由于机械不配套,经济效益不高,没有继续推广。

    微肥1983年,微肥和许多新技术被引进农场。用钼酸铵拌种、硼肥拌种、三十烷醇拌种、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洒等新技术的应用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其中稀土微肥拌种,稀土微肥叶面喷洒效果更为明显。1983年在7.5万亩、1984年在10万亩耕地上使用稀土微肥,增产10.9—19.6%。 

第六节 园艺

    一、蔬菜

    建场以来,农场职工吃菜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供应矛盾很大。冬季蔬菜靠秋菜冬藏来延长供应期。春夏季暑菜有时供不应求,靠各家各户的庭院蔬菜栽培或到城市买菜。

    五十年代,建场初期农场对蔬菜栽培掌握不好,细莱根本种不好,粗莱如白菜、大萝卜种的还可以,但萝卜大多数地块生蛆。而栽培方式也落后,全部是直接播种,收获期短,只有2个月左右。

    六十年代中期,细菜引进了西红柿,粗莱引进了大头莱。1967年组建园艺队后,开始运用玻璃温床育苗栽培蔬菜后,全场才逐渐推行了早春育苗栽培蔬菜。七十年代,引进了花椰菜,早熟大头菜。农场的蔬菜种类逐渐繁多。六十年代末,农场增加大量知识青年,各队都办有集体食堂。为了解决食堂吃菜问题,各队都成立了菜班,专门为生产队生产蔬菜,掀起了大种蔬菜的热潮。一些知识青年探亲返场带回各种菜种,一时间,全场菜种繁杂。几经淘汰,农场现有的蔬菜品种主要的有:茄子有线茄、灯泡茄;辣椒有三道筋、羊角椒,西红柿有大红柿子、鸡心红;黄瓜有叶三、早黄瓜、小刺水黄瓜,白菜有牡丹江1、2号,小根莱,萝卜有大红袍、绊倒驴,大头莱有早熟甘蓝,晚熟当地大头菜;韭菜有小叶韭菜、大马莲、二马莲。

    五十年代,当地职工多数不习惯于窖贮秋莱,多是秋莱收获后,置阴凉处自然冻贮,冬天吃冻莱,只有少数人家窖贮秋莱越冬。窖贮的普及始于六十年代。现在的蔬菜贮藏,采用活窖和闷窖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简便。10月中、下旬收获后放室内或室外保温处先行假贮。冻前挖深100厘米、宽约60厘米多的藏沟,11月上旬储藏,在沟上盖一层麦秸,随覆土10厘米左右,将莱根朝下摆放沟内,待莱叶已冻时,于顶盖再培土10—15厘米。入窖后可随时出窖。

    二、果树

    1964年春,农场从赵光农场引进树种5千多棵,品种有海棠、铃铛果等,由实验站经营,在小五家子建了果园。当年栽种5千棵,用地面积195亩。1967年划归园艺队后,由于有园艺技术员孙凡带领几名工人精心管理,水果产量较高,采摘后,供应农场市场。1970年园艺队撤消后,果园仍归实验站。到1972年以后兵团时,果园生产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当年果树发病,几乎死光。至1973年,由于果树所剩无几,果园被子毁,翻成耕地。

    1969年,原独立三营在现45队建有65亩果园,品种为李子。多年来由于无人管理,受益很小。

1982年,一林场试栽果树15亩,由于无人懂技术管理,1984年毁掉。同年,在三里丁试种黑豆果,同洋由于管理不善而停种。

 

第四编 经济 

第四章 畜牧 

第六节 技术队伍

    1955年,农场首次接收1名农业院校畜牧兽医专业大学毕业生,担任农场畜牧技术员,但该技术员只留场5年就走了。后又接收了1名畜牧中专生。这点技术力量远远满足不了畜牧生产发展的需要。至“文化大革命”前,农场有畜牧技术人员4名。1966年增加“六六三”转业兵兽医1名。1967年从当地职工子女中,选拔了3名青年,在场兽医站边干边学。七十年代后期之后,农场畜牧技术队伍才得到了加强。这期间,先后在农场工作过的畜牧技术人员有大学毕业生7名,小专生2名,其它程度人员10名。1984年底,有畜牧技术员2名,兽医卫生员5名。

    红色边疆农场兽医院是农场的畜牧疫病防治中心,建于1958年,1967年又进行了扩建,初定点于小五家子屯。1971年撤到潮水。1977年重回小五家子。场兽医院设备较完善,可以进行常规检疫和防治。 

第七编 社会 

第二章 民族

第三节 简介

    满族

    场内满族分佛满洲、伊彻满洲两种。“佛”、满语旧的意思,佛满洲是指旧女真族,“伊彻”、满语新的意思,伊彻满洲是指归附清朝的达斡尔、蒙古、索伦(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

    据民国五年版《爱辉县志》记载,县内满族姓氏共有31个,这些姓氏音节都比较多,如吴子哈拉氏、富察哈拉氏、葛哲勒氏等。这些满族姓氏在清朝末年以前都改为汉字姓氏。多以谐音取姓,即在满族的多音节姓氏中取其中一个音节作为汉字姓。如吴子哈拉氏改为吴姓,富察哈拉氏改为富姓。场内满族现有富察哈拉氏富姓、吴子哈拉氏吴姓、葛哲勒氏葛姓、瓜尔佳拉氏关姓、尼玛奇氏杨姓、恒奇勒氏何姓、萨克达氏臧姓、他拉哈拉氏祁姓、依尔库勒氏于姓、扣代氏孔姓、宁古塔氏宁姓、图莫图氏佟姓、蒙棍氏莫姓、郝业氏赵姓、巴林哈拉氏白姓、那拉氏钱姓、倪姓等17姓氏。   

    满族人长时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过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都有严格的规矩,解放以后,风俗逐渐改变,现在与汉族风俗大体一致,只保留一小部分满族风俗,如中老年妇女喜欢用白毛巾包头,年长者喜欢用长杆烟袋吸烟。禁食狗肉,禁戴狗皮帽子,死了人,从窗户抬出,不准走门。棺材盖是屋脊状尖形,逝者入棺下葬前要抬棺材在墓地绕三圈。双日不埋死人,横死(非正常死亡)的不入院,不入祖坟等。满族人信奉萨满教,祭祖、禳灾都搞跳神活动。这种活动五十年代初就绝迹了。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现场内已无人识满文,一些老年人在使用汉语的同时,仍夹用少量满语,年青人已不会说满语。

    达斡尔族

    场内达斡尔族久居此地,是老爱辉县当地民族的后代,现在的达斡尔族都不用原来的姓氏,而取原来多音节姓氏中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改为汉姓,如索多尔改为姓索,吴力斯姓吴,也有把原姓词意泽为汉语,再采用同音的汉字称呼,如“敖拉”词意为“山”,再把“山”改为“单”。场内达斡尔族有德苏勒氏德姓,郭苏洛氏郭姓,何音氏何姓,沃勒氏沃姓,敖拉氏单姓,吴力斯氏吴姓。   

    达斡尔族老年男女旧时喜欢穿长袍,但已逐渐减少,达斡尔族有自己的浯言,老年人会讲本民族语言。

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1982年人口普查)

 

 第三章 语言 

第一节 特点

红色边疆农场职工群众,除满族、达斡尔族老人之间偶尔使用本民族语言交谈之外,都使用汉语。人员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多籍贯,但因多年影响,均使用北方语,只不过外籍人仍多少保留方言基音,人们之间能互相交谈、沟通思想,达到彼此了解。

农场方言属北方话,大多数汉族和少数民族都讲不标准的普通话,其中夹杂着黑龙江方言。由于地处中苏边界,场内仍通用俄语音译词,如把上粗下细的水桶叫“委大罗”,水桶叫“帮克”,取暖用的火炉叫“别勒搭”。机器,缝纫机叫“马神针”,脱谷机叫“马神”,烟斗叫“木什斗克”,单简措枪叫“别拉丹克”,翻毛皮鞋叫“巴金克”,礼帽,老年人称它“什俩(1iá)卜克”。建场初期使用的俄式畜力单铧犁叫“三不辽子”。

    建场前,本地的基本居民是满族和达斡尔族,他们有着独特的汉语词汇,把衬衣叫“汗塔(tā)儿”,把无袖内上衣包括针织背心称为“汗溜儿”,院内的仓库是“龙房”,火柴称为“取(qǐ)灯儿”。早年,满族人还有称太阳为“老爷儿”,妈妈为“何(e)娘”,父亲为“大大”的。为了表示亲昵和喜爱之情,称呼“姨”为“姨(yé)儿”,鸡为“鸡儿”。满族老人说汉语时音重、粗犷,每句话尾音长而颤,疑问句音调上扬拖长,而且倒装句多,如“饭吃了没有?”“这儿坐”“哪儿去?”等等。把“去”说成“嗑”,如问:“干什么嗑?”答:“我喧北京。”—部分人发舌尖音时,平舌翅舌分不清,“村长”说成“孙长”、“大葱”说成“大松”,“白菜”说成“白晒”。反过来,又把“扫地”说居“草地”,“嫂子”叫成“草子”。老年人把离婚称为“打巴刀”。

    职工群众称黑熊为“黑瞎子”,狼为“张三儿”,兔是“跳儿”,鼬鼠叫“黄皮子”,蛇为“溜子”,乌鸦叫“老鸹”、孵雏的母鸡是“老抱子”、“抱窝鸡”、麻雀是“家雀(qiǎo)儿”、“老家于”、“老家贼”。

    满族老人把蜻蜒叫:蚂(mā)啦儿”,而称喜鹊为“启撬(qǐqiao)”,音全变了。 

第二节 谚语

    一、气象谚语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

    早霞(雨)不过午。

    老云接驾,不阴也下。

    东虹云彩,西虹雨。

    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农历)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

    山戴帽,雨来到。

    水缸出了汗,大雨就要灌。

    稠李开花霜没了。

    风三儿风三儿,一刮三天儿。

    雾晴晴天,雾不晴,连阴天儿。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

    蚂蚁过道,大雨来到。

    不怕初一阴,就怕初二下(连阴天)。

    早雨不过午,过午不晴天。

    东虹晴、西虹雨。

    老鹳叫,(大)水来到。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雹打一条线。

    瑞雪兆丰年。

    伏雨不过道。

    鸡鸭进窝早,天气快转好。

    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

    二、农谚

    清明忙种麦。

    (小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

    抬犁苏子,卧犁麻。

    谷雨种大田。

    过了忙种,不可强种。

    白露葱,处署种。

    立冬菜入窖。

    七月葱,八月空。

    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 

第四章 习俗 

第一节 婚嫁

    场内各民族都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青年或自主择偶,或经人介绍恋爱,但一般都征得父母同意。在结婚登记前,男方需携带礼物和一定数量的定金去女方定亲,叫过彩礼,用以确定双方的关系,并借此向亲友公开婚事。在六十年代前,定金视男方家庭经济状况而定,不过分拘泥多少。进入八十年代后,已到非千元不可的地步。到法定年龄后,就去政府登记,择日举行婚礼。当时的婚礼有旅行结婚和操办结婚两种形式。1980年以后,农场青年响应党的节约办婚事的号召,旅行结婚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情侣办理完结婚登记手续后,双双去城市观光旅游。远则上海、北京、哈尔滨,近则北安、黑河。回乡后向亲朋好友散发喜糖、喜烟,收留亲友赠送的礼物。整个婚礼朴素节俭,庄重大方。另一种是操办婚礼。女方在男方举行婚礼的

前一天置办酒席,亲朋前来祝贺姑娘出嫁,并馈赠礼物。礼物包括实物和金钱。第二天,新郎按商定的时间备车去女方接亲。接亲的人必须是单数。接亲人在女方家象征性的用餐后即起程。此时女方送亲的娘家人登车同去,但人数必须与接亲人凑成双数。喜车到后,男方燃放鞭炮迎喜车,然后在事前准备好的“礼堂”举行结婚仪式,仪式简短、庄重。婚礼结束后,亲朋挚友赴宴。宴会后,一个新的家庭就算建立起来了。近几年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加之互相攀比,结婚大操大办者渐多。有的人家办一次婚事要花三、四千元,摆宴几十桌。宴会的菜肴也从四十年代的八大碗、五十年代的八道菜、六十年代的十二道菜、七十年代的十四道菜,发展到八十年代的十六道甚至二十道菜。与此同时,“随礼”的“份子”钱价码也渐高,从五十年代的集资赠镜、床单、枕巾之类,发展到六十年代的二、四元、七十年代的六、八元、八十年代的——张“大白边”(拾元人民币),已有拿不出手的架势。生活不富裕的人家办一次婚庆,东挪东借,倾囊操办,婚后生活拮据,老人犯愁,小俩口为还债吵架,后患无穷。农场号召节约办

喜事已受到群众拥护,旅行结婚的已逐年增多。

    场内满族、达斡尔族婚姻,过去凭媒人说合,现在虽然时兴自由恋爱,但也有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到自己看上的女方家说亲的。媒人到女方家说亲,先后去3次。每次都提带一瓶酒、俗话说:“成不成、三大瓶”。谈成了,男方由父母领着到女方家去拜访长辈。叫做认亲,认亲后选吉日带礼物到女方家再拜长辈。女方家设宴招待,叫做“端盅”,即订亲。达斡尔族青年男女订婚时要吃“萨林”,即男方给女方家送酒肉,请亲朋好友同桌共饮,共贺定亲。 

第二节 丧葬

    场内人死后用木棺土葬,多安葬在山坡、林地、河床坡上,不占耕地。建国后无论满族、达斡尔族还是汉族,丧礼中的迷信活动已根除,丧葬仪式较清末民初已大为从简。

    满族丧礼是人死后,均穿新衣棺殓土葬。对已婚者举行的丧礼仪式是,死者,无论男女均穿长袍。不准人死在北炕和西炕;一般停3天,择单日埋葬。四十年代前,死者儿女都穿孝,穿白长衫,男的前面开襟,女的不开襟,脚穿白鞋。五十年代后,改为臂戴黑纱。入殓前,棺内糊纸,棺底摆7枚硬币如七星状。在室外入殓时,死者一定要从窗抬出,不准走门,但必须用布单之类为死者遮荫,不准尸体见阳光。入棺后,用酒给死者擦脸,叫开光,边开光还要边一个一个呼叫死者子女名字。在停灵期间,子女要轮流守灵。满族棺木式样与汉族有别,上盖上尖下宽,如房屋状。出殡时,孝子在棺前拉灵。四、五十年代,灵柩用人抬至墓地,必须拉灵。六十年代后,改为用车运送,拉灵者就随车而去了。至墓地,亲友必须抬棺绕墓穴三圈,绕得死者晕晕呼呼辨不清方向才入穴,然后用土埯埋葬礼毕,孝子跪在大门外,叩谢亲友,并设宴答谢。八十年代后,这种答谢宴规格也越越来越高,每桌达到15、17道菜了。三天后,亲属到坟前致祭,以后逢七、三七等时,均到坟前祭奠。人死后七天、九天(男九、女七)在家里举行出魂仪式。百天,到坟前脱孝,八十年代后,场内兴起送花圈之举。

    达斡尔族丧礼,与满族大体相同。

    汉族丧礼仪式除死人走门,棺材盖平形,不必抬棺绕墓地三圈之外,与本地少数民族丧礼基本相同。 

第三节 节庆

    场内各民族的节庆大体相同。

    春节是全场各民族最盛大的节日。入冬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杀年猪。以往,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就开始包冻饺子,蒸年干粮,八十年代开始,图省事,吃现成的,有的人家从进腊月就包冻饺子。还有的人家把菜肴做好冻起来。除夕下午,每户都摆上丰盛的酒宴,全家围坐吃团圆饭,然后看电视、话家常,通宵达旦守岁。半夜还要燃放鞭炮煮饺子,吃年夜饭。次日早饭后,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外出拜年。初五后,还有生产队的秧歌演出。

    正月十五元宵节,七十年代以前多吃饺子。八十年代后,吃元宵的越来越多了。

    满族和达斡尔族把正月十六称为黑日子,清晨起,人们不分长幼,在这一天里互相抹黑脸称为“抹花迷于”,抹上黑脸,视为吉利。这种习俗,九十年代后已不如解放初期兴旺了。

    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之日。这天,人们吃燎好的猪头肉,称啃猪头。并尽量在这一天理发剃龙头。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六、七十年代,年长者都在这一天日出前起床,趁露水未干采艾蒿,插到门,窗上,驱虫避邪。八十年代后一很少有人这样做。七十年代前,这一天,人们早晨多吃煮鸡蛋,很少有人吃棕子。八十年代后,由于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吃棕子的人家多了起来。

    八月十五仲秋节是场内仅次于春节的节日,这一天亲朋之间互赠月饼,祝贺节日。

    建国后,人们也过国家规定的节日,有“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节日放假庆贺。场内的孩子们最盼“六·一”的到来。这一天,每年各学校都要,举办运动会或其他活动,孩子们尽兴玩乐1天,闲余的大人们也到会助兴。 

第六章 新风尚 

二勇士奋战烈火 

    1974年2月25日晚,对三团修理连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夜晚,因为这个夜晚3名职工违章作业,明火接近汽油,使停进大修车间的油槽车首先进火,继而整个大修车间成了一片火海。烈火呼唤了人们,也考验了人们。在这无情的火灾面前,人们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奋力抢救出10台准备检修的“东方红”拖拉机。在这无情的火灾面前,人们在用血与火搏斗,用生命从烈火中夺回了30多万元的国家财产。

    凶猛的烈火终于被降服在人们脚下,可此时,人们顾不上火灾现场,都不约而同的涌向了医院。这里牵动着人们的心,这里躺着为切断火源而摔伤的弟兄。

    黑河军分区的医生赶来了,上海医疗队和黑河地区、爱辉县的医生赶来了。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3天过去了,传来的是不幸的消息,孙作霖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7天过去了,传来的又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朱腾山也牺牲了,人们含着眼泪追述着他们的事迹。

    25日晚6时40分,修理连起火的消息传到一营营部。一营放映组组长孙作霖听到消息,立即向出事地点奔去,在营部赶来救火的人员中,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当时车间内的油槽车被火团团围住,浓烟滚滚,呛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大家奋力往车上扬砂子。他顾不得多想,马上加入这个行列,就在这时,火上了房,熊熊的火苗越窜越高。房顶上的白桦杆、松木房架在大火中噼啪作响,这时如不切断火源,就会蔓延到其它车间,孙作霖急着跑到大车间小偏厦于处,想借脚下的瓦堆登上房顶。可是,房子太高,上不去。这时又赶来许多准备上房的人,他就和几个人搭成人梯,让人们踩着他们的肩上房。随后,他也上了房顶。人们用斧子砍,用木棒撬。他一时没有工具,就用肩去顶房梁。正当火源被切开两尺多宽时,人们脚下的房梁被火烧塌了,房顶上29个人摔了下来,砖瓦、带着火的木头无情地砸在他们身上,人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扒出来。当育人去抬他时,他还说“快救别人!”然而他的伤势最重,拉到卫生队检查时,他的内脏已经全部损伤出血。1974年2月28日清晨5时,这个年仅22岁的哈尔滨下乡青年离开了同车下乡的同学,离开了心爱的放映机。

    21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朱腾山,是修理连团支部书记,车工排排长。25日晚,他正在连里值夜班,听到“大修车间起火了”的喊声,他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大修车间。这时火势已经很凶猛了。为了防止风助火势,朱腾山先堵上窗户和门,然后主动指挥人们备砂子灭火。火上房后,池踩着孙作霖等人的肩上了房,先脱下棉袄扑火,后又拼着全身的力气用斧子断火源。此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脚下的危险,可危险还是悄悄地来了,池从16、7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诊断,内脏出血,腰椎骨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抢救的7天中,他从昏迷中醒来时,还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想着早点回连工作。但是,他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1974年3月4日中午12时许,这个年仅37岁的共产党员留下妻子和5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了。

    1974年5月16日,中共三团党委作出决定,授予朱腾山“模范共产党员”,孙作霖“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团干部职工学习他们为保护国家财产舍生忘死的精神。 

胜似女儿般的情义 

   在红色边疆农场,传颂着汽车修理工、共产党员辛孝金和妻子共产党员马学琴热情照顾收养孤独老人王桂林的动人事迹。人们都说,他俩有金子般的心,温暖了孤独的老人。

    1975年,辛孝金调到汽车队。他发现老工人王桂林孤独一人,又患有肺气肿等病,生活自理有困难。一开始,辛孝金帮助王大爷劈烧柴,挑点水,后来他又发现老人的衣服破了无人缝补,被褥脏了没人拆洗。回家和妻子马学琴一说,这位心境纯洁得象镜子一样的女共产党员,平时就爱助人为乐,这时一口应承下来。从此以后,她就把为王大爷拆洗被褥,缝补衣服的活包下了。见王桂林身体不舒服,她就把又香又可口的饭菜送到老人身边。他们夫妻二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做了5年。1979年,王桂林退休了,辛孝金夫妻来到他的宿舍说:“王大爷,我们是来接您老回家的。我们会象对待父亲一样对待您。”老人流泪了,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桂林老人住进了辛孝金家。

    王大爷的胃口不好,孝金多次到外地换来挂面。家里腌好的咸蛋,学琴舍不得给孩子吃,却隔三差五地给王大爷煮上几个,到了换季的时候,不等老人吱声,学琴早把穿的戴的准备好。孝金经常买来糕点、水果送到老人眼前。一次孝金病了。别人给他送了几条鱼,学琴忙着把鱼做好,还不懂事的孩子闻着鱼香,高兴地叫着:“吃鱼了,吃鱼了”。可学琴却对孩子说:“爷爷年纪大了,给爷爷吃吧。你们还小,吃的日子在后头呢。”孩子似懂非懂地帮妈妈把鱼端到王爷爷跟前。

    好心有时也会被误解,确实有那么一些人,用自己利己主义狭窄的寸心,来看那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广阔胸怀。辛学金夫妇遭到了非难。有的人背后说:“辛孝金是为了老王头的钱。”还有的当面说:“你哪辈子没有爹,今天又拣了个爹,叫人说三道四的。”然而,这一对年轻的共产党员,以自己那心底无瑕的言行谱写着无私的一页,王大爷退休后的工资,他们1分也不要,并劝告老人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来补养身体。

    1979年,王桂林老大爷突然接到外甥女的采信,邀请老人去度晚年。老人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可孝金、学琴却想,王大爷的亲人热情邀请,不去难免伤了他们的心,就劝王大爷:“你老人家去吧,他们会比我们照顾得更周到”,谁想,4个月后的一天,王大爷空着手又出现在辛孝金的家门前,老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孩子,我哪儿也不去了,这就是我的家。”

    1981年10月20日,外边下着小雨加雪。

    辛孝金因软助骨折在家休息,陪着王大爷唠着家常。王大爷出去解手,十多分钟过去了,不见老人回来,孝金赶紧出去找,见王大爷坐在地上,知道老人又犯病了。孝金不顾自己的疼痛,将老人背回家,到了晚上,见老人发烧,又忙找车把老人送到医院。夫妻俩今天送饺子,明天又拿换洗的衣服,同病房的人说:41王大爷的病一天天好转,孝金两口却累瘦了。”

 

附录 

四、村屯史略 

大五家子

    大五家子吞位于爱辉县南部,爱辉镇南25公里,大阳河入黑龙江河口的下游。北濒大阳河,南接10队(下泡子沿屯,下泡子沿、满语“欧木托克索”),西邻场部,东临黑龙江,南北长3华里,东西宽1华里多,整个村屯座落在黑龙江第二阶地,地势较高。黑(河)逊(奇克镇)公路自北向南穿过全屯。北距县城黑河镇80公里,南经潮水到孙吴镇67公里,距省城哈尔滨市580公里。   

    这里,东瞰黑龙江,浩浩荡荡,南眺三架山,巍然耸立,西有小兴安岭护卫,北望,是一望无际的黑龙江平原,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爱辉县富饶的鱼米之乡。大五家子屯,满语称“阿姆胡呼路托克索”(阿姆,大;胡呼路,五家子;托克索,屯),一般只称“胡呼路托克索”。1984年有居民706人,其中满族人口236人,占全屯居民的三分之一,是满族人聚居的村屯。满族人中、富、吴、臧、关、杨氏人口较多。民国八年(1919年),大五家子屯有136户共21个姓,其中:富姓31户、吴姓23户、威姓14户、关姓9户、杨姓8户计105户,占居民户数的77%。现屯中长者都认为屯名源于最早定居于此的这五大户。屯中吴氏祖辈早年从外地迁居于此。吴氏(佛满洲、吴子哈拉)原籍长白山,祖辈哥仨,当兵过来时(指康熙二十二年一1683年一副都统萨布素领兵到爱辉)老大留吉林,老二留卜奎,老三巴塔哈留爱辉,到现在共传十九辈,吴氏族谱(满文)现存10队吴文喜处。又该屯富氏(富察哈拉)祖辈哥四个,世居宁古塔,康熙年间打仗(指攻打雅克萨)过来一个,到现在共传十八辈。富氏族谱现存10队富礼民处。据此推断。大五家子屯的建立不迟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即1683年至1684年,距今已300多年了。   

    大五家于屯历史悠久,村落较大,一直是方圆30多里的行政中心。民国三年(1914年)属爱辉县第六派出所管辖,有106户,屯南的下泡子沿屯28户。民国八年(1919年)136户,839人,小铺9家,商店4家。康德三年(1936年)建立大五家子保公所。康德十年,日伪搞并屯集户,强令下泡子沿屯居民迁入大五家子屯。康德十一年建村公所,全屯170户,754口人。解放后,1945年12月16日,建立大五家子区,区政府设于此。1949年8月,大五家子并入爱辉区。1956年10月27日成立大五家子满族乡,乡政府设于此。

    1954年屯内成立了远大农业社,全社17户,81人。1956年,扩大后的远大社(包括蓝旗沟屯)共244户,868口人,耕地11591亩,当年粮豆总产61.6万斤,平均亩产只有59斤,劳动日值仅7角钱,人均收入31.42元。

    1958年9月,远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入红色边疆农场编为第5生产队。1966年春,全屯从中间划开,南半屯迁到下泡子沿沟南成立第10生产队。

    1984年,全屯有小学1所,国营商店1处,个体食杂店3处。耕地面积15561亩,拖拉机10台,收割机5台,生产粮豆107万斤。

    大五家子屯位于黑龙江第一阶地的耕地、地势低,历年多次受黑龙江洪水危害。1958年的特大洪水淹没了第一阶地地区,十几里地一片汪洋,农田颗粒不收,而处于第二阶地的村屯主体,由于地势高而安然无恙。

    1980年,农场完成了北起大阳河口,南至大五家子屯对过的黑龙江石砌护岸工程,防止了江岸冲刷,国土流失,保证了国土完整。1981年建成的北起屯东的防洪提,又确保了第一阶地的农田不受洪灾。   

大五家子屯人口情况统计表

(1919—1958)

 

页码:282-284 

四、村屯史略

 下马厂

      位于大五家子屯下游黑龙江弯曲部,北临黑龙江,西与大五家子屯搭界,南是三架山,东隔白沙滩是黑龙江、整个村屯座落在黑龙江第一阶地的黑龙江岸,西距大五家子屯6公里,有车马道相通。

    下马厂,满语称“娃呀托克索”(哇呀,沙土的意思)。汉语写马厂(场),即牧马场地。这里原是一片草地,整个地区地势平坦,北、东两面濒临黑龙江、水草丰盛,是理想的牧地。据祖辈居住该屯的赵福元(1910年生)讲,清朝时,驻守爱辉城的清兵在这里放养军马,人们管这里叫马厂。清末时期,大五家子农民在这里放牧,有的就盖房定居。由于看中了这大片肥沃的土地,也有人迁居开荒。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屯内只有吴盛连、臧喜旺十来户人家。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强占江东六十四屯后,“跑反”到卜奎的江东难民不能重返家园,陆续在江西定居。当时在下马厂定居的有现在的陶姓、葛姓、关姓,何姓等祖先,从此,该屯居民才多了起来。民国三年(1914年)全屯60户,民国八年86户,男丁167人,女妇126人,幼男105人,幼女83人,计481人,耕地512垧,小铺4家。此时,下马厂已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村落了。

    从清末有人定居算起,下马厂屯已具近百年的历史了。

    屯南三架山脚下的黑龙江河弯处在清末时期是个船坞,每年从松花江往爱辉运送物资的大风船在这里修船越冬,当地人称这里为“渔套子”。民国以后人们开始在这里捕鱼。现在,这里是农场产鱼最多的渔场。

    民国五、六年(1916—1917年)时,在该屯东发现黄金,人们争相开采。康德元年(1934年)采金热达到高潮,外地采金者达上千人,当时大小商号13家,有饭馆、烟馆。康德五年(1938年)矿源枯竭,采金停止。

    1954年,该屯成立了幸福农业社,全社21户,108人。1956年,幸福社扩大到194户,820口人。1958年并入农场前全社有3个小队,共174户,430口人,其中劳力192人,耕地544垧,幸福社于1958年9月并入农场编为第6生产队。

    下马厂屯沿黑龙江岸成东西走向,长约1.5公里。1969年,从屯中划分为二,西为8队,东为9队。1984年底,全屯163户,645人,其中职工225人。耕地面积2.9万多亩,有拖拉机17台,收割机15台,有小学1所,场营商店,个体食杂店各1处。

    该屯位于黑龙江平原,土地平阔,土质为砂壤土,质地疏松,大雨过后即可耕作。地下水位浅,由于有黑龙江水的补给,可抗干旱。气候受黑龙江影响,夏季温凉湿润,宜于作物生长。黑龙江和渔套子等自然水域又可常年捕鱼,下马厂就成了农场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

    对下马厂地区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是黑龙江洪灾。沿江地区东南部海拔在117.2米至119.8米之间,地势低平,屯西最高点海拔121.8米,绝大多数耕地在120米左右,多年来,饱受了洪水危害。这一地区,不受水灾,年年丰收,一经水灾,轻则减产,重则绝产。1981年修建防洪提后,减轻了水灾危害。1984年,洪水水位虽高达121.58米,但由于有了防洪堤,村屯没有被淹。待到防洪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后,可确保该地区年年丰收了。

 四、村屯史略 

潮水  

    潮水位于南潮水山北的北黑公路两侧,南距2分场19公里,北离3队6.25公里,西临潮水河,东接潮水山,距场部15公里。

    潮水的开发追溯到民国初年,当时,大五家子屯农民富全连(富老二)在北黑公路岔路口南坡垦种了30来垧地,夏季耕种,冬天撤回。潮水仍是一片荒凉。1933年,日军侵入大五家子屯。康德元年(1934年)至康德二年修建的北黑铁路通过潮水河一带,设了潮水站,有了人家,因西有潮水河,起名潮水。康德三年(1936年)日本关东军占据潮水,在潮水山西坡,老头沟北坡,建立军事基地,盖营房,修工事,挖山洞。一时间,潮水畸形兴旺起来。当时居民主要是三种人:日本军人、中国苦役、铁路人员。潮水,是沦陷时期建起的村屯。康德八年(1941年),日本开拓团“潮水开拓义勇队训练所”移入潮水,定点在潮水河西山坡,潮水屯对过向北2公里处,沦陷时期称满托,有34名训练生,16名职员,种有30垧地。沦陷时期,潮水屯归大五家子保管辖。康德十一年(1944年),伪爱辉县警察本队大五家子中队在潮水驻一个小队。1945年,日军战败撤退时,将军事设施破坏殆尽,成为一片废墟,从此无人居住。

    1959年,爱辉县公路养护管理站在潮水设一养路班,开始有人居住。

    1966年4月,23军117名转业官兵在潮水建立了第9生产队,他们搭起了帐篷,顶星星,披月亮,战酷暑,冒严寒,从日军营的废墟里扒砖建房,边建房边开荒,当年,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村庄。

    1969年战备时,三团团部迁到潮水,在老头沟西坡建了团部。当年迁到潮水的还有团卫生队、汽车队、商业、物资站。至1972年团部迁往孙吴镇前,潮水成了兵团三团的中心。

    1984年底,潮水屯内有场职工医院、汽车队、商业总店、第4生产队、潮水中学(附小学)等单位,273户,总人口1045人,第4生产队84户,353口人,有耕地0.89万亩,拖拉机10台,收割机6台。1984年农场在4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试办了7个家庭农场。由第4生产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为农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崭新的经验,开辟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文章录入:张世涛    责任编辑:墨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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