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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黑河新闻网    点击数:331    更新时间:20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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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不算大数目。可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上海每个20多岁的青工月工资才36元,大学毕业生也只有54.5元月收入的时代,这可是一个人两年的收入啊!  

 1971年,我所在的生产队赶上一个好收成,场院里圆鼓鼓的大豆、金灿灿的玉米、黄澄澄的小麦、饱满的稻谷,装满粮食的麻袋小山包一般高似的堆放在生产队的西北角。经过三个月上百号劳力的忙乎,送走最后一辆送公粮的卡车,老队长收起了场院中最后一片麻袋,欢快的胶轮拖拉机载着生产队的会计、出纳员,冒着漫天大雪由武装民兵护卫着从公社信用社扛回整整一麻袋的人民币!分红啦!每工2.50元!队长扯着嗓门向大伙宣布。  

 整整一年,我和在大队当会计的姐姐,我俩没有享受什么假期,辛勤的劳动,认真的工作,扣除粮款、春秋换季的预支款,春节回家探望父母的盘缠,为第二年留些零花钱。哇!我和姐姐足足有一千元的剩余。对于那个年代两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可是个天文数字啊!一千元如何带回上海的家?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强壮男子汉的我自然选择——揣在贴身口袋里,还怕人抢了不成!谨小慎微的姐姐当然反对——路上出了事可不好办,钱丢了事小,伤着人则误大事。我从小就没当弟弟的“习惯”,坚持己见:“这花10元钱作为汇费也太贵了呀”!这10元钱顶我四天的工钱啊。若在大冬天,冰天雪地里刨四天粪;上山拉四天柴火;春天风里雨里叠四天稻埂;骄阳似火的夏季蚊叮虫咬铲四天地;唉,这容易吗?这不,我把钱放在内衣口袋,再缝上几针,路上又不脱衣服睡觉(那时不可能坐卧铺嘛),外衣又有好几层,加上我这高高大大的模样(虽然当时瘦了些),谁怕谁啊!可任我说一百个理由,一千个办法,姐姐坚持一个“寄”字!并搬来救兵,严厉的父亲电报指示:汇款为宜。四个字,结束了几天来我们姐弟俩的“叽咯啷”,花费了我四天的血汗!哼哼,心底里还是不舒服!一千元是怎么取出来的?当我们去邮电局取款时,“两个小人,啥地方来这许多钞票?”一个疑问从山阴路汇款柜台里的绿衣阿姨口中飘过来。透过眼镜,我看到她那双疑惑的眼神,我和同去的姐姐几乎异口同声:劳动所得!工分挣来的!阿姨又问:“人家都是往农村汇款的多,还没见过农村往城里汇那么多的钱啊?”尽管我们递上已经迁出的户口簿和红色的边境居民居住证,来证明我们这钱源自劳动所得,可那阿姨还是将信将疑,我不得不向挤过来看热闹的人把黑土地的肥沃,劳动的辛苦,当地农村的富裕程度,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来说明我们插队落户的爱辉县爱辉公社前拉腰子生产队真好“!那两个小囡钞票要揣好,勿要被坏人抢得去啦!”“有了钞票要孝敬爹娘啊!”在满堂的叮嘱声中,十七八岁的我俩,迅速装好那一千元钱,像烟一般的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四川北路上。末了,那位阿姨的喃喃自语我至今还记得:“他们那里还真不错,一个月的收入比上海小青工月工资高一倍。”啊哈,绿衣阿姨的数学底子还真不赖!几天后,邮政系统和我们的街道四处传开了这个一千元的事。  

 一千元怎么个花法?当我们姐弟俩把我们在农村的收入全部无私地交给爸爸妈妈时,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支配这一千元?“玩啦!”我俩几乎脱口而出。“要回趟广州老家”,“要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也给杨阿姨(在我家做家务的安徽大脚阿婆)一点么”。  

 善解人意的父母,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结果,我们姐弟俩春节一过,乘上南行的火车,在广州,拜会了我们的外祖父;七大姑八大姨;去中山石岐镇看看当年姐姐出生的小楼;妈妈新中国成立之初当过局长的三水邮电局办公室;奔佛山,在军分区大院内追溯儿时的情景;五羊城内,抱着从小把我带大的广东阿婆放声大哭。就是她,“文革”期间,她老人家带着孙儿来上海看望我们,坚信当时被下放劳动的父母亲是好人!我们给她点钱,也算是对她的尊重!至于在北京的游玩就是现在流行的北京五日游行程啦。与那个时代每个第一次到北京的中国人一样,必须在天安门毛主席像前留个影。  

 这年的春节假期过得特别愉快,特别充实。因为我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了却了我儿时的诸多愿望;快乐回老家,拜访祖辈,孝敬老人,访亲探友,游览名胜……精神世界得以极大的满足。  

   

 

 

文章录入:房产科张敏    责任编辑:墨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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